我早就声明绝不参加任何党派，不论是僭据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的伟光正三代表的执政党，还是占领了道义高地、遥执中国未来的形形色色的民主党。孔大圣曰：君子和而不党。在正人君子和逍遥派眼里，似乎结党就意味着营私，意味着小人、党羽、阴谋诡计。经文革一役，我更是患了恐党症，似乎党字中附了恶鬼邪魔，成了善良的对头、邪恶的象征------当然我明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可善可恶，与恶的关系并非是天然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恶的成份已越来越稀薄，所谓党，只不过“是人们为通过共同努力以提高民族福利，并根据某种他们共同认可的原则而结成的组织”。（柏克）

   我素不喜党人，但也有例外，东汉末年“党锢”中的党员们，就是主要的“例外”之一。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时代啊，一个正邪对比最分明、善恶斗争最激烈、民风最充沛、士气最旺盛的时代，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激情得溢、活力得释、清议得弘、高风得扬的时代！一方面，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士有党锢之祸，民有黄巾之乱，另一方面，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英雄相惜，英烈倍出，社会风气何其好、知识分子骨头何其硬！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对党锢的时代背景这样描述：“……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毫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其成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桓帝时，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士族地主出身的中下级领导干部和以郭泰、贾彪为首的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加上一批在野的知识分子，抨击宦官政治，寻求变革之路。形成彼此呼应的三股力量和影响巨大的“清议”，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东汉末期，朝野士人的表现，委实是可圈可点。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士人逃入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而当朝廷派人到深山谷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时，他们大多宁死也不出山，不但不出，而且指斥时政。而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联合批评朝政，指斥宦官，于汉桓帝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到镇压，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这便是“党锢之祸”。

   随手挑出党锢事件前后发生的几件事例，可见当时士气民气、官风学风之一斑：

   汉安帝元年,朝廷选遣八个使节到各地徇行考察,其中唯独张纲年最少，官最小。他刚走出都城，就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别人问何故，纲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即回到朝廷上书，弹劾外戚梁冀。

   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长大半为宦官子弟，民以为患。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苑康为太山太守时，郡内豪姓多不法，苑康奋威怒，施严令，再无敢犯者。南阳太守成瑨与功曹岑晊诛杀与宦官勾结的商人地主张讯。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太原太守刘瓆诛杀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以致“宦官多惧”。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并逮捕宦官赵忠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

   汉桓帝下命令逮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共有二百多人都在黑名单内。朝廷出了赏格，通令各地搜捕。陈慕是个颇有名望的大学生，名列黑名单。有人劝他逃走，他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投案入狱。

   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

   党人们虽丢官弃爵，被囚被放，却互相激动，誉满天下，广受敬仰，“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

   张俭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成百人受牵累而家破人亡，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的佳话。

   特别感人的，是下面这则小故事：“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故事中的督邮吴导、县令郭揖及范滂母亲，或富有正义感，或深明大义，多么令人感佩。

   还怪汉书作者范骅写到这里要“论曰”一下：“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够了够了，这些小故事小例子，仿佛曼曼黑夜的明星，在历史的星空、在党锢事件及其前后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尽管遭受迫害、受尽磨难，几千年来，从党锢之禁到东林之祸到五四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民族的脊梁，总是百折不挠流淌、英武不屈地傲挺着，显示着生生不息道义的力量！

   直到“中国人民得解放”，特别是文革一劫，毁坏的是人心，灭绝的是文化，是代表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骨头断了，脊梁弯了，膝盖软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八九以后，他们更是一头扎向了特权的脚下或金钱的怀抱，甚至背信弃义、改正归邪，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反过来往前辈和先烈们的头上猛泼污水。

   如赵无眠《共和国大较量》中说什么：“在中国人的固有词汇中，「党」本是略带贬义的：党争、党祸、党羽、党议、党锢、朋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都不是什么好事。史书上记载的所谓「党」，如东汉桓帝时的党锢、北宋时的庆历党论、明末时的东林党议，给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都是灾难”。放过乱政的宦官、弄权的外戚、专制的昏君不提，把灾难的根由安在党人身上，这真是乡愿胡言、汉奸谬论！与满清御用文奴纪昀之言曰：“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如出一辙！

   难怪鲁老爷子曾愤然痛斥：“‘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２２〕，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每读汉书，进入那个良知在觉醒和召唤，正气在凝聚和张扬的时代，总不禁感慨横生，叹息今不如昔。

   浊酒以汉书下之，汉书以热泪下之！

   2002、7、5

   注：本文资料取自《后汉书》、《鲁迅全集》，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