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来，许多美好的事物和词语都遭受了全面的解构和彻底的颠覆，如小姐、同志、农民之类称呼。特别是农民二字，不再是俭朴、诚恳、老实、勤劳的象征，而是成了窝囊、卑贱的同义词。连我五岁的儿子都知道骂老爹为“农民”了。

   老枭出身农村，干过农业，确曾是百分之百的农民。对此，我不既以为荣，也不以为耻。出身是不容选择的，就象老妻出身小市民、儿子出身大知家庭一样。

   有人说农民贫困愚昧、无知无能、不懂民主、素质低劣。就算这些指责有一定道理，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又是罪魁祸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民已是革命的先进分子、同盟军和主要力量之一，而解放五十多年了，在三个代表的领导下，怎么反而越来越落后、愚昧啦？

   既使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党在解放前、解放初对农民以及全体国民许下的民主、自由的种种诺言，无法兑现了。党和政府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也应该在政治、经济、科技各个领域热诚的帮助、引导广大农民，采取切实措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道德修养、民主素质，而不是不断加大压迫、剥削的力度，以空前沉重的苛捐杂税去榨干他们的血汗脂蒿，以无比严密的天罗地网去封杀他们致富发展、当家作主的愿望，任凭他们沦为共和国的低等、劣等公民！

   而且，不少地方的农民，不但村官、乡官的选举权有名无实，不但享受不了人的尊严，连最最基本的财产、生产安全都得不到起码的保障！看了正式媒体上《为让领导一览无余，下令拔掉百亩玉米》的报道，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据《大河报》6月7日报道，为让上级领导参观路边工程时能“一览无余”，邓州市彭桥乡政府领导竟断然下令将沿公路边正在生长的高秆作物统统毁掉，彭轿乡沿公路五个村的村民因此遭殃。据估计，共被毁玉米地不下百亩。记者采访了柏林村党支部赵书记。赵书记说，毁玉米事乡里催得急，他也没办法。记者问：乡里让毁玉米究竟是何意图？他回答说：主要是路边样板田里的高秆作物有碍上级领导检查。

   吹牛拍马，巴结上差，欺上瞒下，教条主义表面文章，并不奇怪。只为了耽心有碍上级领导的视线，居然毁粮百亩，手笔可谓大矣。如此荒天下之大唐的大手笔，既使在官尊如神民贱似草的封建极权专制时代，想必也是难以发生的。据《大清律例-户律》“弃毁器物稼穑等”条：“凡弃毁人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计赃，准盗窃论”，“擅食田园瓜果”条：“凡于他人田园，擅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弃毁者，罪亦如之”。又如《宋刑统》中：“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徙二年半，园圃加一等”。在官，即居官挟势也。当官的侵犯、损害在百姓田产，是要挨打屁股和被流放的。

   可是，类似事件，在号称三个代表的我党英明领导之下的当代中国，却层出不穷（不用举例了罢，去查查公开发行的刊物也就知道啦），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我相信，既然上了报刊电视，天下皆知了，而乡政府级别也不太高，毁玉米事件是有望得到严肃查处的。问题是，这仅仅是该乡领导的责任吗？是怎样的“上级”和上级的上级，是怎样的执政党和体制，纵容他们胡作非为？如果该乡领导是由百姓选举出来的，要对治下百姓负责，如果他们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还敢明知故犯吗？

   我是旗帜鲜明的网上著名的反暴力革命分子。然而，如果既不创造必要的条件让广大农民实实在在而不是形式上选举村官，并逐步让他们选举乡官、县官，又不允许农民成立农会之类组织维护自身利益，而党国又拿不出有效办法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那么，有朝一日，忍无可忍的农民揭竿而起，杀掉当地谄上压下的狗官，推掉当地残民以逞的政府，无论从古今道义上、马列革命理论上，还是从现代国家的法理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无论何处都站不住脚的，是那些王八蛋政府和娘希匹官僚！

   焚林而田，明年无兽；竭泽而鱼，明年无鱼。是到了与民休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时候了。农民，我的父老乡亲们，是老枭心中最大隐痛，也成了共和国心腹最大的隐患啊…。

   2002、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