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民主不是飞来峰---复陈亦兄

风二中大侠是老战友了，曾因诗观不同，在侠客岛上各弄神通激战数十回合，我自认已赢，他强调未输，却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书法网陈总舵主，故人重逢，表示还要与我在政论上一见高下。老枭纵横江湖，诗刀政剑，寡逢敌手，仿佛金老爷子笔下的孤独求败，独立苍茫，放眼天下，欲求一败而不得。忽见老战友扔下挑战的白手套，这一喜非同小可。

等呀等呀三个月过去了，才见老陈跚跚使出一招，借非议民主出手，破绽百出，令我好生失望呀。“天下不平事，古来有之，今亦莫能外。世运清明，或者说大家对现状满意，不是光民主或者提倡民主能够解决的”。当然，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不是万金油。民主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将对它期望过高，将它简单化，就犯了“民主浪漫主义”的毛病。

所谓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公民通过一定的程序，有权选举、监督各级干部乃至党国领导，有权制约他们的权力、纠正他们的错误、罢免他们的职务乃至惩处他们的罪行，人民的意愿奠定政府权威的基础，政治反对派及少数群体有权表达意见、弱势群体的政经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俄罗斯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实践都已充分证明，民主虽非最好，却是至今为止最好的一种社会制度。

“在当今世界，思想的自由、激发创造性的动力和参与的意愿对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都至关重要，而它们在民主的体制中能得到最好的培育和保护”（布特罗斯-加利《联合国与民主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民主最初出现于西方，但作为一种精神和制度遗产却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它，拒绝这一项全人类的事业，拒绝利国利民的一种制度。当然，它不利于官、不利于特权阶层，不利于他们作威作福、胡天胡帝的自由，不利于他们生活的腐败、私欲的满足。这就是他们害怕倡导民主，实行愚民政策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民主能让每一个人，包括最卑微贫穷的小老百姓，也能得到宪法和法律切实的保护，能拥有人的自由和尊严。民主之所以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阻挡的潮流”，不仅仅因为它的实用主义价值，而是它反映了人性中最深刻的要求：“相信民主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是因为确信人类不应该未经他们同意而被统治。民主是对深深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人的回应。民主是人类出自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而对个人最好的保护是由人民来选择管理者，并使之对人民负责”（理查德-威廉姆逊《为什么要民主》）。

可见，老陈这一段话，就有点颠倒是非了：“加之以政，加之以剑，有时反而牢骚少些。如果不是提倡民主，人众的民主意识就不会强，民主意识不强，就善于逆来顺受，看不到这么多不平，也发不出这么多牢骚、做不出这么多造反。而造反和牢骚的结果，往往是使专政者和被专政者都过得更不好——愚民政策蛮有道理”。

其实老陈也承认“民主的提倡和意识的觉醒是历史的进步”，承认“民众要获得话语权，或捍卫甚至扩大（朴素的道理：人心不足）自己的民主权利或者简单地要求公平，动机没错，问题在于方法”。

民主化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杂庞的过程，对专制统治民主化突破的时机、条件、方法，新制度的设计和建设，等等，都需要加以认真、深入的研究。这一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呼吁和对民众的启蒙，为民主政治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和社会基础。老枭不愿意“出于明哲保身或权衡投入产出比”，不甘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就是希望自己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能略尽绵薄。有没有用，是另一回事，但求无愧我心吧。

其实老陈至少是民主的同情者，所以认为老枭之徒精神上可贵，而行动上不可取。而老陈认为行动上不可取，是耽心老枭的安危和付出太大代价。老陈以苏格拉底、希帕索斯、海帕西娅、哥白尼、布鲁诺、卫鞅诸公来提醒、警示我，足见盛情。

希腊学者希帕索斯对“万物都是数”的错误命题提出异议，被当作“叛徒”活活抛入大海里；希腊女数学家海帕西娅，坚持传播科学知识，被暴徒施以肉刑，投放火中；哥白尼的 “日心说”让盲目坚持“地心说”的罗马教廷大惊失色，好在他直到死前才发表《天体运行论》，让教廷来不及迫害他；布鲁诺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并周游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凡十年，到处讲学并与人辩论，最后哪里都难容身，在罗马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老陈所举上述诸公，都是因坚持真理而下场悲惨的特立独行的大英雄大豪杰。老枭哪有机会与他们相比？

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是他们原创的，在当时是横空出世石破天惊的，他们都是新大陆的发现者和第一个吃螃蟹者。而老枭所秉持、所弘扬的民主思想，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萌芽，并已经东西方诸国血泪实践且大多取得了成功。说好听点，老枭是慧心法眼、执善固执，不好听点，只不过学舌的鹦鹉罢了。

民主不象当年的日心说，不是天外飞来的奇峰，而时代不同了，共产党也不是古希腊的暴徒，不是西方中世纪的君主、教会和宗教裁判所。老江就一再强调思想解放、制度创新。《求是》第10期杂志曾发过一篇评论员文章《把创新当作一种优秀作风来培养》，文章强调要建立一种创新机制。凡是有利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事物，都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并运用政策和治律手段，以超前的眼光，大胆增加创新技入。凡是有利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事物，都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凡是压制、阻碍乃至扼杀新思想、新观点、新事物的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固然很大程度上这是口头禅。但是，根据樊弓教兽“某些时候伪善也是善，也比真恶好”的定义，既使是口头禅，也表明了一种态度、代表一种追求嘛

所以，老枭抨击时弊、呼唤民主、推崇法治、，虽不得“领导同志”之心，不至于就要吃免费餐，更不至于落个“李卓吾同志”的下场。大不了自绝于我党、自断了政治前途，再加删除网页、严加看管罢。还请老陈勿忧。

老陈对老枭文章的评价：立场鲜明，用语犀利；剖析欠深，组织欠精，自夸过多”。大都同意，剖析欠深一条不确，而剖析欠深是未能如鲁迅一样“直到人性”，理由站不稳。老鲁对人性特别是国民劣根性的剖析，确是深刻无比，老枭对时弊世风的抨击，也一样入木三分。

是否什么问题都要追究到人性深处，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许多问题，如腐败，当然与人性有关，甚至根本就是源于人性的贪婪邪恶。要彻底根治腐败恶疾，非彻底改造人性不可。然而，人性改造是一项悠久的历史工程，并可以断言永难峻工。古今多少大圣大智大觉者，说法一生，著书万卷，皆收效甚微。文革期间，更是狠抓私字一闪念，要把革命人民改造成大公无私的特殊材料，结果如何，反引起私欲恶念的大泛滥！

当人性和国民性尚未能改良之前，还是从改良制度下手，借助民主、法治之威，以减轻腐败症状，这比起一味强调思想教育、改造人性以及德治等，当更有效。

从老陈上场第一招看，目光浅短、醉眼模糊、行事说话头绪不清的，恰恰是老兄自已啊。就拣大的破绽还击一二吧。还望暂时放下酒杯，扔掉蟹螯，多多磨刀，以期卷土重来，哈哈

东海一枭2002、6、24

附：陈亦　

老枭心中不平，不知何由出之，行事说话有点头绪不清。

天下不平事，古来有之，今亦莫能外。世运清明，或者说大家对现状满意，不是光民主或者提倡民主能够解决的，加之以政，加之以剑，有时反而牢骚少些。如果不是提倡民主，人众的民主意识就不会强，民主意识不强，就善于逆来顺受，看不到这么多不平，也发不出这么多牢骚、做不出这么多造反。而造反和牢骚的结果，往往是使专政者和被专政者都过得更不好——愚民政策蛮有道理。

毫无疑问，民主的提倡和意识的觉醒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民众要获得话语权，或捍卫甚至扩大（朴素的道理：人心不足）自己的民主权利或者简单地要求公平，动机没错，问题在于方法。

一个人随着认识力和论辩力的提高，往往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年龄的增长就使少年的热血变成了温血。对于世上不平事，人们通常出于明哲保身或权衡投入产出比（做这事有什么用呢）后，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如老枭或卓吾同志，则是不沉默的一小撮。因其特立独行，故而在精神上可贵。

精神上可贵，不一定导致行动上可取。卓吾同志死了，死得其所。不沉默是要付出代价的，所针对的对象越强大，代价亦必越大。超前于时代，如不成功，则付出的代价总是很大的，李贽以外，从古到今、由西向东，苏格拉底、希帕索斯、海帕西娅、哥白尼、布鲁诺、卫鞅……这里有立场的问题，还有方法的问题——虽然也许他们当时选择的方法对于真理而言是最好的。

布鲁诺作为异教徒被烧死在百花广场时，有一名虔诚的老太太上去把散出的柴枝捡起来堆好，布鲁诺原谅了她——她没有错。在扼杀真理的人中，有反动派，但更多的是这样的老太太。朴素的总结：迫害好人的不一定是坏人。害死李贽的人，也都被害死了，他们也不是简单的坏人。所以，宣扬真理的过程，不一定是与敌人作斗争的过程。

老枭的大问题之一，就是把潜在的反对者甚至不拥趸者，都作为坏人、敌人来斗争了。老枭好名，这不是什么问题，如果大家都很看重自己的名声，这是好事。不过邀名也得讲究方法，比如老枭，动机是好的，所得的名却不过毁誉参半。通过邀名而邀名，得来就不大牢靠，甚至适得其反——老枭经常被人骂得很凶嘛。不如实至名归的好。

老枭对于网友关心他的方法甚于观点很失望，这事值得研究。老枭杂文的最大特色，就是观点立场十分鲜明，但老枭的东西引起争议的却恰恰很少是这些，这事就有点儿怪。啥子道理嘛？

老枭文章，立场鲜明，用语犀利；但剖析欠深，组织欠精，自夸过多。如果多看到前者，如大批上网青年，则会成为老枭的拥趸；如果多看到后者，则成为老枭的攻击者；两者兼看，老枭就是一个真性情的猛男，而作为批评家的份量却并不很重。别人想到而没说出的话，老枭说出来了而且很鲜明，就能引起巨大的共鸣；别人没看到的问题本质或深层原因，老枭也同样没剖析出来，于是思辩力强些的人对于老枭的文章看过也就忘了；老枭自夸太过，就有人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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