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说明正义与正义的说服

   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打天下的时候，以“群众运动”为最拿手，又以认为是群众运动的本质是运动群众。想来中国人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固然是因为统治者作恶多端、官逼民反，如果没有这种运动群众的过程一切也就只好在无序中进行。好在这种无序时间虽然很多，但官府的专制总是能把人逼上梁山，而梁山好汉们也总会出一些成功运动群众者，最终打破一切一跃而出现新统治者，开始新的一轮较量。

   总结朝代更换中的说服词，好像也都没有出的了《尚书·汤誓》的圈子。一说，是替天行道，出于《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再说，是统治者暴虐无德应当救民水火，源于《汤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其次，是保证要实现天下为公之大同社会，同出自《汤誓》“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再有一点也是源于《汤誓》的，胁从大众使之出力，不服从就要除去大害，“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结果，成汤成功的结果了夏，建立了商；最后，又以周武的《泰誓》而建立了周结果了商；如此反复几千年，直到今天。

   而统治者用来说服万民的也不外是这四点，只是用反其道而行之罢了。自称为天子，以天之代言自谓；时时以三个代表之类，自觉是为人民服务；而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才是最有利人民生活自居；又以能主人沉浮的权柄为手段，吸附人才，打击叛逆。

   我困惑于这四种说服词的威力，中国人好像总也听不烦，一次次的被骗一次次的听从，还要拿出命的代价来为之工作。也许并不是中国人傻瓜，实在是官民矛盾太过激烈，或者说只为了“当兵吃饭”“混生活”，而使得这种无力的说服总能起到作用。

   我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这两大套说词中，包含着这样的一个理论：人只能在“忍勿可忍”的时候才能做出“不得不反”的举动来。但是如此一来，统治与被治者之间仇恨早已深似海，说服的理由只要用“报复”两个字就可以总结，以暴抑暴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的出现了。在这一点上多党选举制下，反对党时时的说服人去反对执政党，反而成为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法。

   反对党时时的去检察执政者的失误，之后去说服民众，不只是加速了社会的问题解决，于民智的开发，加深国家的认同，强化民众与政府的联系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反对党说服民众，最大的好处是减少了社会中问题的积聚，降低了革命发生的可能。更有意义的是，反对党的说服工作达到了“以和平的手段变更政府”的目的。

   也有人喜欢鼓吹一党制的稳定性，使是以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来看，我是不会认为有可能出现万岁万万岁的政权的。这正是《尚书·泰誓》所明示给我们的“天道无常，唯有德者居之”。因此，政权变更是一种必然的规率，执政者的主要任务是做好本职工作，而不是去阻止反对党说服群众。而且中国的毛泽东以及美国的杰斐逊都认为“时不时的来点小造反是件好事，它在政治生活中是必需的，犹如自然界中的风暴。”但是我想没有几个人真正的想要暴力的，所以一种真正的多党制上的民主选举，以多党用嘴去说服民众，使权力的变更问题能以和平状态完成，正是合乎我们理想中的正义行为。

   进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服民众（无论是反对党的说服，还是执政党的说服）是正义的行为。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一点，说服的正义同样要以正义的说服，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我想没有正常人会认为，希特勒去说服德国人杀犹太人是正义的。同样的，无论是夏桀自命为日还是商纣独得天命的说服理由，都同样的不能说是正义的。对于反对党或反对派来说，如果不负责任的以专政的暴力为唯一信仰的话，这种反对行为的正义性也就失落了。

   对于被说服方来说，一个能守法律义务的成年人，就理所应当的具有分析理解的能力。面对说服者的说服，做出接受或是反对的反应，是其本分内的事情。不可否认一个个体，其知识的积累与智力的发展是会有差别的，但是如果说现实法律中的不能把正常成人加以分别对待的话，看不出有什么能不使之有分别真假的权力。

   当然，正义与不正义这样的说法，本来就是一对无从把握的概念，我也只能是用另一个不清晰的话来说明，即：要保证每一个人的自由与人权，并切实的保证法治与民主制度的完善。好在我这里并不是要说明正义的概念，我要说明的是虽然说服是反对党与执政党的必有权力，但是“说服的正义”一定要在“正义的说服”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多党制的意义。不然，如果只有我们毛主席运动群众的能力，而没有尊重群众运动的意识，结果只能发生文革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