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總有令人扼腕的時候。近日重溫自己教會歷史的時候，看到某個時刻，一位有能力的牧者離枝別往，以致再看到教會之後的紛爭不斷，會友散離眾多時，不禁嘆息──若歷史可以重寫多好，若在某時某刻時光可以倒流，容我回去制止一些事情的發生多好。我想遠志明在寫《神州懺悔錄》時，一定有比我更重悲嘆。

    正如遠氏在緒論所言，「上帝以各種方式干預人類歷史」。本書亦是他竭力在中華五千年歷史中，展示「天道在人世間的運作──儘管自由的人類似乎具有悖逆天道的能力。」

    本書將中華歷史分為五個時代，分別為黃帝到西周時期的人對神尊重的「敬虔時代」，列國到秦始皇所謂的「智慧時代」，然而卻墮入由孔子承先啟後的「道統時代」，以致「深深陷入了民族虛榮主義的諈^」（頁92）。第三個時代是由漢代到明清的「人本時代」，遠氏看到了居中的治亂興衰，「像一切罪人，中國不能不承載著自己的全部罪孽沉重地活著」（頁147）。至於最後一個時代是「回歸時代」，遠氏認為基督教四次傳入中國是回歸，因為「神州屬於上帝」（156）.

    翻掀是書，對我這個中學時期修讀過中史，出來教書也教過兩年初中史，素對歷史略有知聞的人來說，在重溫中略有「咁都得」（這樣也可以？）的詫異，例如古時祭天地，遠氏亦認為是有敬神之意，猶如以色列人向神祭之意。我在想若是如此的話，今天我們看到一些部落拜祭天地時，我們該如何看待呢？

    將基督教的概念套進中國歷史，遠氏非第一個，只不過表達方式不同而已，例如基督教與儒家的共融，早在利瑪竇的《天主實義》著作中亦有提及：

    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之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不可以為二，何獨省之乎？《國頌》曰：執兢武王，無兢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年，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

    梁元生指出利氏援引多種儒家典籍，去證明儒家的「上帝」非物質的「蒼天」，亦非宋儒所言的「太極」，而是創造及掌管天地的人格神，即天主教的「天主」。

    和明清天主教傳教士一樣，近代宣教士麥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發現我國古代儒家經典中有許多對「天」、「上帝」的描述。如「惟皇上帝」 、「皇矣上帝」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等，中國社會「敬天」 、「不可獲罪於天」等的基本觀念也引起了麥利和的重視。麥氏將「天」的概念比附舊約時代的上帝耶和華。他從四書五經的文本中認識到「這些典籍已經充分證明，古代中國人已經對上有所了解」。

    所以，我想遠志明此書是與上述西方宣教士有異曲同工之處，新意並非太多。但我想我最欣賞的是他對中國的情，正如他在緒論中所言「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深深眷戀著中國。那蒼黃，那殷紅，那蔚藍，是我永遠揮之不去的夢」。正是由於情之深，正如我前文所言，看到所愛的恨鐵不成鋼時，實在有種扼腕的痛心。

    然而，到底有沒有必要將中國的歷史與上帝緊緊扣上關係呢？我想是有這個需要的，因為正如歷代志下十六章9節所言，「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我相信透過歷史看到上帝的同在，其實也帶給中國人莫大的安慰。但我就認為是否要像遠氏那樣事無鉅細都要算在上帝的帳上呢？就如上述所言，我們現在一向理解的遠古祭天亦是向上帝獻祭呢？這是值得商榷的。

    總結來說，我十分欣賞遠志明對中國，對中國人的深情，然而我認為要表達上帝沒有忘記中國的方式，是可以再看有沒有更貼切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