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念小學的Ｈｅｌｅｎ看見媽媽看電視時哭。她說﹐那時才知有「六四」﹐但她所知的「六四」僅是「有很多人死了」而已。一直到進了大學﹐她對六四的認識仍是一片空白。

   在一次學界交流會上﹐Ｈｅｌｅｎ發現有十來位與會者都和她一樣﹐是靠後期重構「六四」的概念﹐因為他們的中小學老師都沒有向他們談及此事。轉眼十年﹐到底當年這場由學生發起的運動﹐對今天的學校有何意義﹖學校又可為「六四」做些什麼﹖

   一﹑中學───師生齊遊行

   在中學任教的劉修妍老師向記者表示﹐她本周將會很忙﹐因為她要在學校籌辦「六四」的活動。

   她籌辦「六四」活動的記錄可追溯到十年前。那年﹐在新華社辦事處門外﹐有一群不喊口號的師生遞交請願信。靜悄悄的﹑無聲的抗議有時會比吶喊高呼來得更沉重﹑更有力量。遞請願信的老師當中﹐有初為人師表的劉修妍。

   事隔十年﹐劉修妍闖過商界﹐當過記者﹐今天還是重拾教鞭。本星期她將帶領學生一同回顧「六四」。她任教的天水圍伊利沙伯舊生會中學已預備播放癮天安門瘳的錄影帶以及擺放學生製作的有關「六四事件」的展板。這陣子同學每天都會在早會中講述事件的片段。在五月三十日劉老師還會帶領自願的學生參加遊行。她說這不是一種表態行動。

   說出基本事實

   那麼該如何向學生講述「六四事件」﹖劉修妍說她會告訴學生一些不爭的事實﹐如當年學生如何關心國家民族﹑追求民主自由。她又打算把來源不同的資料鋪陳出來﹐讓下一代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回想十年前﹐劉說那時無論是同事或學生﹐都會把「六四」看得很重要﹐即若低年級的學生也懂得說出自己的感受。她承認學校辦活動最重要是得到校長的支持﹐但即使校長不支持﹐她相信仍可「大有大做﹐小有小做」﹐每位教師都可在自己教的課播放一首民運歌曲作為一種紀念。

   不同的人對「六四」有不同的看法﹐劉堅持的是「六四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一個歷史悲劇。我不相信當局沒有開槍」。

   二﹑小學───早會說「六四」

   除了中學﹐小學也不甘後人。在六月四日的早會上﹐聖公會日修小學校長林湘雲將會向小學生簡介「六四事件」。

   向小朋友說「六四」﹐林校長認為一定要說得清晰。他打算告訴學生﹐「六四」是由學生發起的活動﹐因反腐敗﹑反貪污而起。他將鼓勵學生爭取民主﹐就像爭一碗飯一樣﹐雖然政府已給人民一碗暖肚的粥﹐但人民為何不可爭取一碗飯﹖

   林校長說這是一次公民教育活動﹐學校可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

   三﹑學生「十日談」

   不需要燭光﹐不需要口號﹐也不需要老師﹐學生自己也可以坐下來﹐說說他們的故事﹐表達他們對「六四」的感受。

   「星期六晚﹐電視機還在播著《周末任你點》﹐忽然嘟嘟嘟﹐加插了特別新聞﹐記者泣不成聲﹐才知發生了大件事。忽然感覺與中國的距離拉近了。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該怎樣做。我的『六四』觀念都是後來「重建」的。」研究生Ａｎｉｔａ說﹐「六四事件」發生當年她還是一名中一生。

   「『六四』發生時我只是一名小四學生﹐但事件今我知道可以反抗權威﹐好像中學物理科老師教得不好﹐同學就起來投訴﹔到念中四時﹐數學老師也不懂教書﹐我們於是直接寫信給校長投訴。我們都變得激進了。」阿Ｍａｒｋ說。他如今已是一名大學生。

   他們這群坐在由基督徒學生運動辦的分享會中的學生﹐一邊說著故事﹐一邊傳閱寫給支聯會的公開信﹐信中署名「一群支持八九年北京民主運動的大專學生」﹐指過去的紀念活動雖可招集大批市民參與﹐但美中不足的是鮮能讓參與者表達個人對「六四事件」的感受。

   信中並說﹐經過十年﹐他們對「六四事件」的回憶已成了他們生命中真實以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認為應該將這些多元的聲音和每個人獨特的故事凝結成一種更壯大的集體記憶﹐以產生一種更為深遠和持續的群眾力量﹐並向下一代延續這個不死的回憶﹐直至「六四」獲得平反那一天為止。

   明報 - 六四我可以為你做什麼﹖1999-05-31 , 至IN教室 , F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