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雲舒雲卷：王怡﹕大陸的人權律師和“政法系”的形成

最後一個﹐是近年來法治話語的崛起﹐成功的吸納了政治話語。在官方體制和平面媒體的敘說中﹐形成了一個與以往“一切問題都是政治問題”相反的局面﹐即一切問題都是法律問題。除了64﹑法輪功等少數具體政治事務﹐在大陸﹐幾乎一切政治問題都能在法治話語的掩護下﹐獲得程度不一的表達。在法治話語的高歌猛進中﹐短短幾年時間﹐最能代表中國社會對未來政治轉型最基本訴求的關鍵詞﹐便從“民主”置換為了“憲政”。這是當前法治話語吸納﹑涵蓋政治訴求最明顯的例子。而在民間社會和政治異議空間﹐維權話語的崛起﹐也正在迅速吸納﹑整合甚至置換傳統的海內外“民運”話語。

這種咄咄逼人的勢頭﹐使民間的政治抗爭在一個政治專制時代﹐能夠部分的獲得突圍和不被當局否定的合法性。甚至也迫使傳統的政治反對力量──“民運話語”面臨洗牌。在海外﹐一部分“民運”話語開始主動或被迫調整政治訴求﹐選擇與國內維權話語結合。而另一部分只談組黨﹑不談維權﹐或完全身在國內維權話語之外的“民運”話語﹐則不可避免的被邊緣化。最終結局必然徹底淡出影響中國未來政體革命的話語場。

但是。法治話語對政治話語的吸納﹐也導致了法治帝國主義的擴張﹐開始顯示出負面的代價。因為中國的轉型不是單純的法治化﹐甚至不是單純的憲政化。我們面對的問題﹐一部分是法治問題﹐另一部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問題。我們同時需要政治話語和法治話語的興起。但法治話語的強橫卻在吸納的同時﹐也開始遮蔽了政治話語﹐也遮蔽了知識分子們對自己政治立場的表達。

政治問題法律化﹐一面使政治問題有機會在槍杆子下獲得表達﹐但一面也阻礙了政治問題的繼續表達。以往﹐“學術化”和“政治化”是犬儒知識分子首鼠兩端的選項。“學術化”為知識分子們表達政見提供了最好的掩體。如在90年代後期的自由主義敘說中﹐學者們借助“自由主義”這一思想學術范疇﹐對以民主憲政為內核的政治立場進行了間接的﹑但卻是1949年之後最完整﹑最堅決的表達。“我談的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是知識分子在專政者面前捍衛話語合法性的通用公式。

今天﹐“法治化”和“政治化”開始成為另一對選項。“我談的是法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成為有勇氣出埃及的知識分子們停在半山腰上的第二個公式﹐和第二次犬儒化。“我是專業人士﹐不是異議人士”。也成為“政法系”知識分子在今天談論最敏感問題時一種最保險的資歷。事實上﹐近年來在敢言甚至敢為的各類型人群中﹐當局其實對“政法系”是最手軟﹑最顧忌的。因為當局在政治合法性危機和市場化的解救之路上﹐被迫的長期扶持了法治話語的強盛﹐就像它曾長期扶持民族主義話語一樣。今天﹐共產黨的統治體制對政法系在整體上的依賴﹐強于它對任何一個精英集團的忌憚。就算狠心抓200個作家詩人﹑抓200個記者編輯﹑抓200個民營資本家﹐中共也不見得會一時崩潰。但今天﹐如果從整體上鎮壓“政法系”群體﹐絕對是這個政權無力支付的代價。

歐陸化的技術色彩和邏輯實證主義的傾向﹐是一部分“政法系”集團在今天暗中推動制度轉型的路徑和護身符﹐但也使法治話語對政治話語的吸納成為一種遮蔽和障礙。如果政治話語不能從他們鋪天蓋地的麥克風中掙扎出來﹐那麼普遍化的法治話語和“政法系”的抱殘守缺﹐也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憲政轉型的阻礙﹐而不是依靠。

在這樣的背景下觀察“政法系”的未來﹐最艱難的是人權律師﹐最了不起的和最有力量的也是人權律師。前幾年﹐“政法系”的中堅是一批法學家和自由知識分子。政法系最大的力量是他們嘴巴的力量。一批新興的維權律師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深受前者的影響。但未來﹐政法系的力量要從觀念的力量向著行動的力量轉移﹐“政法系”的中堅就必須從法學知識分子向著人權律師轉移。

在我看來﹐沒有人權律師就沒有“政法系”。我也是政法系背景的自由主義者﹐我也用言論表達過我的擔當和勇氣。但我對那些中國人權律師的敬佩﹐超過了對任何人。他們的勇氣大于今天的任何寫作者。

但最近一年﹐大陸人權律師隊伍遭到嚴重打擊。鄭恩寵﹑朱久虎入獄﹐郭國汀被迫出國﹐李建強被沒收律師證。其他如高智晟﹑張星水﹑莫少平﹑浦志強﹑周立太等人均受到沉重壓力。人權律師的事業﹐能否繼續拓展﹐成為大陸未來民主化的理性支柱。最重要是看他們能否得到所謂“政法系”的全力支持。而對人權律師的態度﹐也是大陸的“政法系”在整體上會否蛻變為政治保守主義的關鍵。“政法系”知識分子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盡最大的可能去幫助﹑支持﹑聲援﹑宣傳甚至客串維權律師。

這方面﹐許志永是第一個從學院知識分子向人權律師傾斜的先鋒。最近北京的蔡卓華牧師因印刷聖經等基督教書籍而受審的案子﹐則是“政法系”知識分子一次重要的集體嘗試。在國內人權律師處于最低谷的時候﹐青年一代“政法系”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如許志永﹑滕彪﹑范亞峰﹑陳永苗﹑王怡等﹐以“公民代理”的方式﹐與人權律師高智晟﹑張星水﹑金曉光合作﹐組成了一個大陸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政治案件辯護團。這種方式能否得到復制﹐能否贏得更多“政法系”知識分子的參與﹐將會決定大陸人權律師事業在未來幾年的前景。

除了政治案件﹐在憲法和行政法學界﹐也有不少學者有勇氣介入行政訴訟﹐推動對行政權力的制度約束。因為大部分律師同樣也不願接手行政案件﹐代表當事人與政府對抗。大陸行政訴訟的艱難發展﹐幾乎是由學者而不是由普通律師去推動的。如憲法學家周偉﹐經濟法學者俞梅蓀﹑行政法學者馬懷德﹑林莉紅等﹐在一系列民告官的訴訟中都是積極的參與者。相比之下﹐大部分法理學家和刑法學者們以“學術化”掩飾自己的犬儒化﹐或以後現代為名掩飾自己的注釋法學和投降法學。在學院沾沾自喜﹐以接觸立法或埋頭掙錢為最高榮譽﹐對法治理想和未來的憲政轉型充耳不聞。構成了“政法系”中最保守﹑最糟糕的部分。

以此文﹐向大陸人權律師事業的開拓者張思之先生致敬。

2005-7-26完稿

（原載《人與人權》www.renyurenquan.org）

http://www1.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Opinion/2005_8_18_8_37_46_583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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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大陸的人權律師和“政法系”的形成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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