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替注：最近几天因为运动过度，在家养病，所以好几天没有博客。不过这几天网上却出现了“中青震动”，引起了很多媒体人的关注，而且国内论坛大幅删除相关帖子，本博客有义务保存相关历史文件：李大同（右键下载）、贺延光（右键下载）分别给报社的信。

   我自费订了三份国内报纸，其中一份就是《中国青年报》，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还有点信息量的全国性时政日报。我对中青的名记名编有着敬意，他们好像就是在编辑《波士顿通讯》时的马英九，虽然党外民主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但他依然还不愿意离开国民党的舆论阵地。不过，虽然《波士顿通讯》主要目的还是反共反独，但是它可以算是国民党的改良派，保持了良心。马英九是幸运的，国民党重用了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在未来拯救了党自己的命运。而李大同、贺延光、李方等体制内的良心才子，却越来越发现，有心救党，然无力回天。

   良心无论在哪里都是良心，我相信，李方等人走向网络媒体，会有更大发展。既然中青报要玩那种官僚小情调，那让他们玩吧。找死者也有找死的权利，对此不必痛心疾首。我们这些读者应该去支持这些出走的良心所工作的新媒体。

   以下转载同为党报记者“十年砍柴”的评论，采取了另外的视角。

   关注中青报命运就是关注自己

   作者：十年砍柴http://liy303.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liy303

   　　从网上读完中国青年报资深编辑、我们新闻人的前辈李大同致该报总编辑的公开信，心中有难言的悲凉，同时也萌生对大同先生莫大的敬意。

   　　这封信看起来只是讨论中青报新出台的考核办法，似乎也只是表达一个中青报人对自己奉献过半辈子的报社一份珍爱，对自己新闻理想的一种坚守。但这篇公开信我以为值得全中国新闻人，尤其是现在仍栖身在所谓主流大报中的新闻人关注和讨论，他说出的不仅仅是中青报的问题，也是全体“官办”报社的共同问题。

   　　我们太多的人习惯于权力威势对新闻的支配，利益得失对理想的吞噬，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宣传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时，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从去年的卢跃刚，到今天的贺延光，李大同。站出来的都是中青报人，这份荣耀当属于中青报人，但是我真希望这非最后的抗争。

   　　卢、贺、李等人，无论从其资历还是知名度来说，中青报未来如何对他们个人的利益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他们既没有跻身于庙堂的心思，也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在圈内的影响，使他们即使这张报纸倒闭后也衣食无忧。他们站出来明明白白表达自己的态度，不为个人计，也不仅仅是为中青报计。他们既在维护自己的理想和荣耀，也在为所谓主流报社的新闻从业者，维护最后一点尊严。就如当年袁世凯逆历史的潮流称帝，蔡锷在通电反对他时，陈述了他和袁公并无私怨，甚至肯定项城待他不薄，但要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毅然起兵于边陲。公义当前，个人恩怨微不足道。

   　　如果，中青报也沦落为充斥着媚俗赞歌的黑板报，那么我只能说，所谓主流的大报最后一个理想主义的堡垒陷落了。这将是所谓主流大报新闻人的共同耻辱。

   　　现在供职于中青报的人也就几百名，曾经供职于此的人数也有限，但牵挂着这份报纸的新闻人则是其十倍、百倍甚至更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青报是许多新闻人托梦之所在。比如我，栖身在和中青报号称兄弟的另一家报社，对本报尽管有种种不满足，但是我不至于到痛心疾首的地步。因为在本报，二十多年来从来就很少有理想主义的发育空间，我来之前如此，我来之后亦如此。在这样的文化中，我最佳的方式是尽本分干完自己那点活，说俗一点，我仅仅把那份活看成谋生的职业，而非承载理想的事业。而中青报不一样，她已然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有她在所谓主流大报还不至于脸面荡然无存。因此，我可以说关注中青报比关注自己所在报纸更甚，她的版面一点改观，人事的一点变动，我都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恐怕其他媒体的许多同行也是如此，大同的公开信刚刚出来，央视一位正在机场准备去外地外地采访的同行，就在电话里和我讨论了半天。

   　　因为这种情结，我认识结交了中青报的许多同龄朋友，自愿做一位不领该报工资的“编外人员”。除了卢跃刚老师外，李大同、贺延光老师至今无缘结识，但我一直把他们当成前辈，隐隐有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情怀。我也和中青报的朋友一样焦虑过，李大同先生那一代中青报的人精神和气质能否比较完整地薪火相传下来。

   　　当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我和中青报的朋友也不止一次讨论到，要想再有中青报80年代几乎“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影响是很难的，因为新闻媒体的总量大大增加了，竞争更加剧烈了，受众对新闻产品也愈加挑剔了。八十年代中青报采编人员“黄金一代”的阵容重现的难度也很大。从83年到89年，正好是我的中学时代，是一个农村少年接受外界文明最佳时期，那时候的中青报对我而言，还真有点“灯塔”的味道（现学现卖，别嫌肉麻）。通过报纸我也熟悉了许多中青报老师的名字，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张建伟、孙凯、王安、毕熙东等等，放眼当时的中国报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以及社会等新闻领域，中青报都有该领域最优秀的采编人员。——很多后来进入新闻界的非中青报人，都有我这样类似的心路历程。

   　　我进入新闻圈，已经是二十世纪末，此时的中青报已无当年的风光。多年来作为中国平面媒体新理念的策源地，中国报刊人才“黄埔军校”的地位已不再，这一地位似乎被南方报业集团代替了。——这大概也符合“礼失而求诸野”的圣人之言吧，京华之地无人担当这种责任，九荒之外，自然有人接过来。原因当然有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中青报80年代“黄金一代”可看成手工时代打磨出来的工艺品，每一件都不可代替，都有自己的特质。这样的记者，他作为新闻人所表现的素质是多方面的：理想、热情、责任感、业务能力等等都超群。他们单个人一只笔，就能写出让世人惊叹的文章，如横刀立马的大侠。而今天的新闻产品。不再停留在手工时代，而是大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南方报业集团也许更符合这个时代，它们有着现代化的经营理念，有着成批量生产的人才机制，有资本主义初期开疆拓土的原动力。他们不需要培养80年代中青报“黄金一代”那样的记者，他们只要为这个时代一批批生产合格的、有市场的新闻人才就行了。除了这类原因之外，和中青报以及与她状况相若的所谓中央主流报纸所面对的政策环境大有关系。如果说，80年代的“画地为牢”，上面给画出来的圈子还有一丈见方，今日画出来的圈子只剩下一尺见方了。

   　　举个不恰当的比喻，上头直接管理的报刊，可视为自己的“手足”与“羽翼”，他们以为管住了自己的“手足”就管住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可是今天来看看，自己的“爪牙”和“羽翼”是管住了，而且差不多管死了，舆论管住了没有？网络的勃兴，淡化官方色彩的各类报刊增多，人们越来越不需要上头所控制的那些媒体所发布的信息了。我们假设一下，《人民日报》停刊一周，《新闻联播》停播一月，中国老百姓的两耳就会失聪么？我看不会，也许大多数老百姓不会有什么感觉。看到所谓中央主流报刊的集体沦落，栖身于内稍有新闻理想的人于心不甘呀。这是非战之祸，如果在同样的规则和平台中和人比武，输了就输了，心里服气。可这简直是将疆土拱手相让呀。将来的历史不知道如何评价这种自斩手足自断羽翼的行为。

   　　尽管如此，因为中青报的“文脉”未断，十余年的风雨中依然支撑下来，那风骨犹在，虽然消瘦了许多。在诸多的中央主流报刊中，中青报还是一枝独秀，她仍然是无数学新闻的大学生梦想的地方。中青报的年轻记者成长的速度比别的报社快，成长的环境比别的报社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应当得益于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青报人的余泽。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比如李方，在同龄的同行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

   　　可是，李方走了，因为“灯塔事件”。我和李方兄神交许久，也从未谋面。他所面临的困惑，作为同行感同身受。那篇评论我仔细地读过，当时就说，如果没有那个恍若隔世的“灯塔”比喻，这篇评论无论从立意、结构、行文都不错，也没有什么肉麻的感觉。我在机关写过几年“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又来到报社写过一些主旋律的报道，深知此类文章之难写，尤其是对还有新闻理想的人而言。写那些汪洋恣肆、针砭时弊的痛快文章不难，不久完全凭才气和见识么；如果干脆自唾其面，就拣上面爱听而会遭读者嘲笑讽刺的话说，这倒不难。可要完成应景文章，还要读者不讨厌，不影响进食的前提下把它读完，确实相当困难。李方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理想主义者不是一根筋的蛮夫，并不拒绝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是有有底线的。底线是什么？每个人不完全相同，但应当是不要彻底将人沦落成工具，彻底践踏一个人的尊严。

   　　“名节”二字，今天似乎很陌生了，但一个读书人，还是需要讲点名节的。明末清初，满清人入主中原已成了不可能更改的事实。让读书人都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是不现实的，但是不能像钱谦益那样。青楼出身的小妾柳如是劝他投水成其名节他害怕。——这也可以理解和接受，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可他最后做了清朝的官，这就没法原谅了。有没有中间地带呢？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三先生自知无力回天，也剃头易服，也承认清廷的统治事实，但就是不出仕，而是于野外荒村著书立学。——我以为，在那个时代，三先生的行为就是知权变而又守住底线的做法。

   　　应当允许读书人有种模糊的态度，要给人一个中间地带，如果非得人家赤裸裸地表态，是会吓走一些人的。如果那篇评论在别的报社，也受到了上头的高度赞扬，也许作者以此为荣，认为工作受到了肯定。可是李方却不以为荣反以为耻，辞职他就。也许按通常的标准，不能理解这种行为，这可能就是文化的差异，中青报还有这种文化。李商隐在《安定城楼》中有两句诗：“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臭老鼠在猫头鹰眼里是美食，可对凤凰没什么吸引力，凤凰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年轻人有名利心很正常，用名利去诱之也是常用的方法。《离骚》中有言：“恐修名之不立”，对一些人来说，要的是“修名”而非其他的名。

   　　李方的决绝让我对他更生敬意，他这也是明智的选择。爱惜名节的人是会得到更多人尊重的。今天已非几十年前用单位、粮票、住房控制一切的时代了，从里面出来对真正有些本事的人来说，不但饿不死，也许会活得更好。可李方的辞职，对中青报是否意味着一种象征？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在南方报业集团早就是各报的总编、副总编了，各领风骚好些年了，而在中央传统媒体，成长得太慢，不过现在也到了该走上决策层的时期。李方的走会不会使其他人有狐悲之感呢？如果，当中青报“黄金一代”渐渐老去的时候，新的一代还未完全成长就星散或者尽快改道，中青报可能会真的沦落。　　　　文化这东西，说起来很虚，但却很实，实到处处都存在。文化是最难形成，消亡后也最难起死回生的东西。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一国一朝如此，一个地域一个单位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