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是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学作品、政治思想和对社会的介入，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思潮，是英语世界里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又了解多少呢？

   五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来港大之后，做了种种发现，但是最大的发现还在于：人们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经包容过、孕育过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孙中山算是港大毕业生，大家都知道，而且津津乐道，但是我不免有些“小人之心”，猜测孙中山在港大之所以广为人知，还是一个政治的尺度在衡量价值。大政治家，人们记得；大文学家，大历史家，大思想家，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们太不在乎人文的价值？

   香港大学以它历史的悠久和财力的丰沛，一直在为香港培育两种人：优秀的政府官员，优秀的专业精英，譬如律师和医师。在香港的价值观和语境里，我也注意到，社会关注的核心一直是香港的经济发展，求经济发展，做决策的政府官员和影响决策的专业精英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支柱。

   可是，就以政治家、律师和医师这三种行业来说，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对“人”的深刻认识作为基础的呢？对“人”不够了解，政治就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对“人”不够了解，法律将只是文字的绳索，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正义。对“人”不够了解，医学的种种研究和发明，脱离人的终极关怀，可能变成技术的竞赛、脑力的游戏，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所训练的学生，将来要领导这个社会走向未来的精英，对“人”，有多少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呢？

   所谓人文素养，其中包括美学、文学、史学、哲学kk刚好是我今天所谈到的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所代表的，其实都是研究“人”的专门学问。你可以说人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科学。而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将来的政府官员、律师、医生，什么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独缺人文素养，独缺对“人”的最深沉的认识，你会不会很不安呢？

   当你了解了港大曾经有过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这样的文化遗产，你就发现，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个断层。李卓芬副校长提醒我，这种断层，和195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因为反共惧共而有心推动的“去中国化”是很有关系的。现在香港跟中国人文思想的“断层”，不只是香港大学的问题，是整个香港的问题。

   他的诊断多么精确。日本殖民台湾时，也是努力培养农业和医学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压抑台湾人对思想学科的追求。“去中国化”恐怕还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义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今天的演讲，看见校长和几位副校长都全程在场，看见校友们对港大的前途如此关切，我分外觉得感动。当外面的世界对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势利”的时候，我自己的发现却是：香港有特别多满怀理想主义的有心人，总在寻找为社会奉献的机会和方式。

   六　两个建议　　

   因此今天我有两个具体的建议，一个是比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笔小小的经费，对港大的历史做一次彻底的研究调查。它当然也应该包括医学史、工程史、法学史，但是我想人文史是港大最受忽视的一环。一个完整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做好之后，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现：许地山的办公室门口，陈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张爱玲曾经住过的宿舍遗址，朱光潜曾经流连忘返的校园山径，孙中山和萧伯纳曾经演讲的陆佑堂……每一个蕴含人文意义的点，都可以竖一个小小的牌子，透过历史告诉我们一代又一代不断“提着皮箱”到达校园的19岁的青年：大学，是一个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学、技术、经济或商业管理的发明，都必须以“人”为它的根本关照。离开了人文，一个大学，不是大学，只是技术补习班而已。

   另一个建议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严肃的投资，把原来就有的，从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甚至于萧伯纳，所一脉相传的人文传统，一个断掉了的人文传统，重新焊接，重新出发。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为中国培育人才。今天我们不必把它狭隘地理解为为中国培育人才，但是为中华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个当仁不让的义务。香港或许此刻文化的土壤过于浇薄，但是以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潜力面对整个华文世界，搭出一个人文思想的平台，成为文化的聚光之处。

   那么给予时日，或许将来的港大，会栽培出新一代的张爱玲、朱光潜、陈寅恪。不是偶尔南来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才气焕发的人。这，是我所想象的香港大学的责任。

   資料來源：http://see.szonline.net/Channel/2005/200508/20050810/Preview_20050810_4.html

(大学，如果没有人文——龙应台先生对港大毕业生的演讲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