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這些論斷也是靠不住的。他因為電影演員顏順開沒有演好阿Ｑ而否定《阿Ｑ正傳》﹐這種思維方式簡直只有三歲小孩的水平。根據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電視作品多如牛毛﹐其中改編失敗者也有不少﹐難道能因為改編的失敗而否定原作的價值嗎﹖王朔批評魯迅的小說觀念先行﹐其實文學形象的塑造不可能沒有作家本人思想觀念的滲透﹐即便王朔自己的作品﹐所謂“平行于生活”的作品﹐背後也蘊涵著暴力崇拜﹑虛無主義等王朔式的價值觀念﹐而並非生活的“原生態”。說到語言﹐魯迅的語言確實具有歷史轉型期的特點﹐有不少半文半白之處。但是﹐任何一個作家均無法選擇自己所生活的時代﹐亦無法完全超越他所生活的時代。魯迅的語言有其時代特色﹐難道也應該由他來負責嗎﹖更何況﹐那種轉型期的文學語言﹐一切尚未定型﹐反倒有某種活潑潑的生命力。喜不喜歡這種語言當然是個人的口味使然﹐但要求魯迅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顯然是強人所難。其三﹐王朔還集中攻擊了魯迅的人格﹐他說﹕“魯迅這個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開﹐自他去了上海﹐心無寧日﹐天天氣得半死﹐寫文章也常和小人過不去。憤怒出詩人﹐你憤怒的對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現出多大格局。”１１

   王朔認為魯迅不該攻擊別人﹐尤其是不該批評不如他的人﹐否則便將自己降低到與之同等的水平上。這一批評簡直就沒有正常的邏輯﹐難怪你王朔要選擇魯迅作為批評對象了。關于魯迅與論敵的關系﹐孫郁編有《被褻瀆的魯迅》一書﹐收入若干篇魯迅論敵所撰寫的文章。確實﹐魯迅的一生是論戰的一生﹐他的雜文與別人爭鳴而發的數量很多。孫郁將魯迅的論敵大致分為三種﹕一是針鋒相對的攻戰﹐如與章士釗﹑陳西瀅等人的沖突﹔二是純屬文化論戰反面的﹐如與創造社諸人的論戰﹔三是政治上的﹐如對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以及左聯的抨擊與批評。孫郁認為﹕“歷史的事實是﹐魯迅往往是被動的被人攻擊甚多﹐他幾乎從未先施以惡意。……魯迅的文章﹐尖刻是有的﹐但卻是莊重的思考﹐不去顧個人得失。相反﹐有些攻擊魯迅的人﹐則變態乃至偏至一極。不看這些反對的文章﹐真無法懂得﹐魯迅何以疾惡如仇﹐何以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對抗者是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裡﹐黑臉白臉﹐是人是妖﹐曲直忠邪﹐是清清楚楚的。”１２作為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撰稿人”﹐魯迅從來沒有能力發起對某人的“圍剿”﹐被屢次“圍剿”的反倒是魯迅本人。魯迅身邊沒有一個“魯迅黨”﹐而他的論敵或為現代評論派﹑新月派﹑創造社﹑左聯等知識分子群體﹐或為黨﹑政﹑軍之實力派﹐他從來都是孤軍奮戰。這樣一位思想界之戰士﹑這樣一位“摩羅詩人”﹐卻被王朔嘲諷為“格局小”。我真不知道格局小的究竟是誰。

   王朔“主營”長篇小說﹐善于“碼字”﹐故將長篇小說作為“正經作家”的入場券。他既自命為“頑主”﹑“我是流氓我怕誰”﹑“無知者無畏”﹐卻又斤斤計較“正經作家”的定位﹐可見流氓仍未做得徹底﹐流氓仍有被招安的期望。王朔被視為平民文學的代表﹐與王蒙被認為屬于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樣﹐是一個天大的誤會。王朔是大院子弟﹐其作品中滲透的是大院文化﹐如朱學勤所論﹕“文革中的一個重要側面﹕大院子弟的作惡﹐是如何令人發指﹐父母受到沖擊後﹐有過一段流出大院的生涯﹐這是值得同情的。但在這一過程中﹐在街頭閑逛逐漸流氓化﹐又開始復制他們的祖輩在進入大院以前的文化﹐而文革後他們搖身一變﹐又成為社會上的大款﹑體制內的第三梯隊。這個三點一線﹐對中國近二十年的變化影響至深﹐卻始終沒有得到清理。”１３王朔作品中飽含著大院文化的毒素﹐此毒素仍未引起人們的警惕。

   這個時代是王朔的時代﹐而不是魯迅的時代﹐這個時代王朔是風光的﹐魯迅是寂寞的。李建軍在分析王朔為何會走紅的時候指出﹕“王朔的俏皮的油滑和嘲弄一切的游戲和玩主做派﹐給失去價值觀而又充滿內心壓抑的大眾﹐提供了釋放的話語資源和安全通道﹐滿足了享樂時代相當一部分人的消極的心理需要。”１４王朔發現喜歡他的小說的人多﹐喜歡魯迅作品的人少﹐他掌握了“話語權”﹐而魯迅早已無法回應了﹐因此他才放膽辱罵之。王朔有小說《動物凶猛》﹐有專欄“狗眼看世界”。他對魯迅的論述正是在此思維下展開﹕“‘狗眼看人低’﹐通過把自身卑下化﹑粗鄙化﹑惡俗化﹐以貶低眼中的人﹐使之與己處于同一水平線上﹐正是王朔的獨特策略。他的反崇高的‘動物’姿態﹐完成了對魯迅文學場景的陌生化處理。”１５而魯迅﹐早已預料到會有無數像王朔這樣的蒼蠅蚊子圍繞著他的尸體嗡嗡亂嚷。

   （三）一個激越的愛國者──陳映真的魯迅觀

   彼岸的臺灣﹐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國民黨政權將魯迅著作列為禁書﹐目錄中寫著“魯匪迅”。我在閱讀臺灣作家陳映真的回憶錄時﹐發現了一個感人的細節﹕少年陳映真將魯迅的著作藏在衣櫃裡﹐夜深人靜的時候才點燃油燈拿出來讀。後來﹐陳映真參與民主運動被捕入獄﹐其罪名之一便是閱讀和散布魯迅作品。後來﹐陳映真談及《吶喊》給予他的影響﹕“隨著年歲的增長﹐這本破舊的小說集﹐終于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我于是知道了中國的貧窮﹑的愚昧﹑的落後﹐而這中國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全心全意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而當每一個中國的兒女都能起而為中國的自由和新生獻上自己﹐中國就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１６通過魯迅作品﹐陳映真獲得了少年時代的文學和思想的啟蒙﹐自此之後﹐他確立了作為一名作家和知識分子的使命﹕“不與說謊者一起說謊﹑不為獨裁暴政粉飾﹐為千萬在天涯海角中沉默地遭受苦刑﹑逼迫的人說話﹐為人的自由和正義冒死歌唱和控訴﹐是作家與生俱來的責任。”

    正如黎湘萍所論﹐在解嚴之前的臺灣﹐“雖然有權力的壓制與阻撓﹐但知識者與魯迅之間﹐在精神聯系上﹐的確是緊密而未曾間斷的。對于魯迅的閱讀﹐構成了一種民間的思想資源和‘在野’的力量﹐因而也可以說魯迅精神得到了‘復活’。魯迅原是屬于曠野的。”１８臺灣的自由主義傳統﹐以“胡適──殷海光”和“《自由中國》──《美麗島》”為主流﹐而以魯迅精神為潛流。陳映真屬于後者的序列﹐他是一位通過自己的創作部分地將魯迅精神“復活”了的作家﹐同時亦遮蔽了另一部分的魯迅精神。陳映真的多篇小說的母題都是來自于魯迅﹐如《面攤》﹑《淒慘的無言的嘴》﹑《夜行貨車》﹑《趙南棟》等作品﹐都從魯迅的《藥》﹑《狂人日記》﹑《故鄉》中汲取養料。他多次談及魯迅的影響堪稱“精神之父”的意義﹕“魯迅給我的影響是命運性的。在文字上﹐他的語言﹑思考﹐給我很大的影響。至今﹐我仍然認為魯迅在藝術上和思想上的成就﹐至今還沒有一位中國作家趕得上他。魯迅的另一個影響是我對中國的認同。從魯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現代的﹑苦難的中國。和我同輩的一小部分人現在有分離主義傾向。我得以自然地免于這個‘疾病’﹐魯迅是一個重要因素。”１９他認為﹐魯迅的小說集使他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理解的﹑且不激越的愛國者”。

   如果說王蒙﹑王朔所附和是中國大陸九十年代以來徹底商業化﹑去價值化的社會背景﹐為了“與時俱進”﹐王蒙與王朔這兩名分別屬于兩代人的作家﹐均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媚俗和“非魯”的立場﹔那麼﹐陳映真應對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皈依均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後工業化的臺灣社會﹐在“去中國化”的政治生態和“異化”的精神空間的壓力下﹐陳映真為了將魯迅“為我所用”﹐便自覺不自覺地將魯迅的一部分思想放大﹐而將另一部分思想忽略。雖然陳映真自稱在魯迅的影響下﹐成為了一名“不激越的愛國者”﹐其實他把魯迅偏頗地理解為一名“激越的愛國者”﹐並以此為模式塑造自我的形象。

   “激越”與“不激越”的區別在于﹐如何看待本國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在此問題上﹐陳映真與魯迅距離甚大。日本學者松永正義在八十年代即發現﹐魯迅所給予陳映真的是與他的愛國主義結合在一起的觀察臺灣社會的廣闊視野和批判力。雖然當時“臺灣民族主義”（即分離主義）已經彰顯﹐但陳卻“還能具備從全中國的范圍來看臺灣的視野”。２０直到今天仍然堅持極端左翼思想立場並經常閱讀毛澤東選集的陳映真﹐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理論框架下看待中國之近代史﹐其結論自然無比“激越”。

   例如﹐陳映真在談到義和團運動時指出﹕“說到‘義和團悲運’﹐那是十九世紀西方列強肆意侵侮中國﹐當袞袞王朝的官僚﹑滔滔天下的士人在帝國主義的淫威下戰悚﹑下跪的時候﹐中國農民決然而起﹐以血肉向‘文明’暴力抗議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的民族運動。‘義和團悲運’﹐不在它反抗外來的壓迫﹐以中國農民的方式表達了中國人民不可侮的尊嚴。”這一評價顯然與大陸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頗為近似。那麼﹐義和團為何會失敗呢﹖陳映真這樣解釋說﹕“‘義和團悲運’首先肇因于帝國主義本身﹐其次﹐在方法上﹐是由于中國農民運動普遍存在的前近代的﹑‘迷信’的性質﹐再其次是由于這個農民運動在方向上和反對農民的清王朝相結上﹐而造成了民族千古的悲愴。”２１盡管他也承認義和團運動中的“迷信”成分﹐但基本上還是對其持肯定態度﹐因為站在“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立場上﹐義和團無論如何都是“進步”的﹐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性的精華”。

    然而﹐魯迅的看法卻與之截然相反﹐魯迅並不把自己當作“民族魂”﹐當他的尸身上被覆蓋了書寫著“民族魂”三個字的旗幟的時候﹐恰是這個最無情的民族最多情的時刻。魯迅是“反義的愛國者”﹐是民族精神疾病的療救者﹐這就注定了他愛國的方式決不會“激越”。他在批判黃巢﹑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義和團這些“農民起義”的時候﹐毫不留情面。魯迅深入分析說﹐奴才造反做了主子之後﹐其橫暴﹑殘忍和擺架子﹐又遠遠在原來的主子之上﹔而奴才造反失敗﹐必然要瘋狂地屠殺和毀壞﹐自己不能擁有的東西﹐也不能讓別人擁有。對于義和團這場陳映真所說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民族運動”﹐魯迅在《熱風》中卻這樣寫道﹕“近來有許多人﹐在那裡提倡打拳。記得先前也曾有過一回﹐但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現在卻是民國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魯迅又說﹕“中國人會打拳﹐外國人不會打拳﹕有一天見面對打﹐中國人得勝﹐是不消說的了。即使不把外國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陣‘烏龍掃地’﹐也便一齊掃倒﹐從此不能爬起。無如現在打仗﹐總用槍炮。槍炮這件東西﹐中國雖然‘古時也已有過’﹐可是此刻沒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練習﹐怎能御得了槍炮﹖我想（他們不曾說明﹐這時我的‘管窺蠡測’）﹕打拳打下去﹐總可以達到‘槍炮打不進’的程度（即內功﹖）。這件事從前已經試過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譽的完全失敗了。且看這一回如何。”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