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九十年代以來﹐許多當代文學批評家出于為當代文學“正名”﹑為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這門似乎“名不正﹑言不順”的學科確立“存在之意義”的目的﹐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尋找大師”運動。這些已經蛻變為“吹鼓手”的批評家們﹐希望通過塑造“當代文學之大師”﹐來實現當代文學對現代文學之超越。他們匆匆忙忙地將王蒙﹑賈平凹﹑莫言﹑余華﹑劉震雲﹑王朔等作家“定位”成“大師”。某些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們以為﹐提升了研究和評論對象的價值﹐自然也就提升了研究和評論本身的價值。殊不知﹐這是一種拔苗助長﹑緣木求魚的行動﹐這種可笑的行動恰恰說明他們已然喪失了研究與評論的激情和創造力。與他們的期許截然相反﹐一個無比真實的事實是﹕迄今為止﹐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仍然無法與現代文學相提並論﹐中國當代文學內在的弊病和缺陷﹐正是在與現代文學的對比中得以彰顯。迄今為止﹐當代文學並未出現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師。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誕生了若干大師級的作家﹐如魯迅﹑郁達夫﹑沈從文﹑（cloudwatch註：由於原文在此出現亂碼，故刪去約百來字）

   無論反對還是捍衛﹐無論貶損還是贊美﹐無論是蔑視還是尊崇﹐魯迅都是當代文學中一個繞不開的話題﹐魯迅與當代文學的關系亦呈現出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態勢。痞子與貴族﹑左翼與右翼﹑民族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都以攻擊或皈依的方式向魯迅尋求文化和精神資源。在世紀末的這場以“非魯”為標志的“集體狂歡”中﹐王蒙和王朔的“反魯言論”最引人注目。“城頭變幻二王旗”﹐王蒙與王朔屬于兩代人﹐他們的經歷﹑身份與創作風格均存在較大差異﹐但在否定魯迅和“拒絕崇高”上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人亦撰文互相聲援和支持。討究兩人“反魯”的內在動因以及對當代中國文學的影響﹐是一件頗有價值的工作。而在彼岸的臺灣﹐至今仍然堅持極端左翼立場的小說家陳映真﹐則始終充當著魯迅的捍衛者的角色﹐他對魯迅的解讀定格在特殊的意識形態格局之下。陳映真的“魯迅觀”與“二王”形成鮮明對比﹐其內在的張力也表明海峽兩岸文化人截然不同的生存處境。比魯迅稍稍晚一些的現代作家沈從文和代表著近二十年亞洲文學最高成就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魯迅都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他們的“魯迅觀”在另外一個時空之中展開﹐他們眼中的魯迅是浸潤著人道主義的悲憫的魯迅﹐這一魯迅形象可成為王蒙﹑王朔﹑陳映真的“魯迅觀”的參照系。

   （一）世人都成了魯迅可不好──王蒙的魯迅觀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討論”中﹐“批評痞子文學”與“尋找人文精神”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一些堅持人文精神的學者批評說﹐王朔的痞子文學成為一種精神迷幻藥﹐有效地慰藉了九十年代初中國社會普遍的幻滅感。對于這樣的批評﹐王蒙站出來為王朔辯護﹐在辯護之余還對魯迅順刺一筆﹕“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嗎﹖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２在《小議大師》一文中﹐他更是以一種王蒙式的排比和戲擬的修辭手法來消解魯迅的價值﹕“例如人們認為魯迅是大師﹐提到這個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親﹐大師是楷模﹐大師是先行者﹐大師是英烈﹐大師是光輝的旗幟﹐大師是某種終極關懷與絕對理念的象征﹐﹔大師是權威﹐大師不容毀損不容褻瀆不容不敬﹐大師是天一樣遼闊的崇敬與熱愛的對象﹐闡釋和表達對大師的崇敬本身也是偉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業。”３王蒙不喜歡崇高﹐遂有“躲避崇高”之說﹐但還是朱學勤說得好﹕“本來就未崇高﹐又何必‘躲避崇高’﹖”４王蒙將攻擊魯迅作為一種“破除偶像”的工作﹐卻假裝不知道今日中國真正的偶像崇拜並非魯迅崇拜﹐而是領袖崇拜﹑金錢崇拜和權力崇拜。他不敢對離他住宅不遠的﹑躺在水晶棺中的偉大領袖的干尸發表一句議論﹐卻不能容忍作為精神存在的魯迅。王蒙一方面否定大師崇拜﹐另一方面卻對別人將自己當作大師來崇拜心安理得地接受。有一個在美國開中餐館的“文學中年”﹐在美國組織了一個所謂的“海外作家協會”﹐每年都發起提名王蒙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活動。王蒙本人從來沒有加以制止或者聲明拒絕﹐相反這名“作家”卻因其欽點而以惟一的海外作家的身份回國參加作協大會。最近坊間還出現了一本王蒙的夫人寫的名為《我的先生王蒙》的暢銷書﹐極寫老公王蒙如何關愛小貓小狗﹐此種將老公當大師的寫法真是肉麻之至。

   那麼﹐魯迅身上究竟有哪些地方讓王蒙先生渾身難受呢﹖在某種意義上﹐王蒙的作品確實代表了“浮出水面”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較高水准﹐王蒙本人的地位也幾乎代表著“文而優則仕”的最高成就──文化部長﹑作協第一副主席等官銜不可謂不讓大多數文人眼紅。王蒙的創作﹐用文學評論家李建軍的話來說就是﹕“他幾乎始終置身體制之中﹔他平正﹑通達﹑熱乎﹑幽默﹐樂于把事往好處想﹐樂于把話往好裡說﹐雖然幽默也含有反諷的鋒芒﹐但那鋒芒決不越過寬平中正的界限﹐知道止于所當止﹔王蒙不寫那種大悲大痛的文字﹐也很少直接寫暴力與死亡的慘痛場面﹔他的筆是‘止于流血’的。”５王蒙的為人﹐用評論家王彬彬的話來說則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前進﹐什麼時候應後退﹔什麼時候該發言﹐什麼時候應沉默﹔什麼時候說話應多加謹慎﹐什麼時候說話不妨稍加放肆。知道什麼時候既應說話又應顧左右而言他﹐什麼時候既應說話又應單刀直入﹑痛快淋漓。知道怎樣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獲﹐怎樣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報償”﹐堪稱“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的典型。６王蒙以“寬容者”自居﹐他寬容貪官污吏﹐寬容社會不公﹐寬容痞子文學﹐寬容下半生寫作﹐卻批評不能寬容魯迅。王蒙嚴厲批評魯迅的“不寬容”﹐他本人卻從未寬容過那些針對他的批評意見﹐王蒙曾經將批評過他的王彬彬侮辱為“黑馬”生出來的“黑駒”﹐誰批評他誰的動機便是想出名。如此誅心之論﹐哪裡有半點紳士風度﹖由此可見﹐王蒙以“反魯迅”來“爭自由”的說法﹐其實無比虛偽。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王蒙從來沒有對中國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發言﹐從來沒有對社會不公和弱勢群體有任何的關心。相反﹐他自得其樂地寫了不少“噴嚏散文”和“睡衣散文”﹐對于不願寫作此類文章的作家則統統斥之為“極端主義”。正是在此維度上﹐王蒙的作品在思想和藝術兩方面直線下降﹐“季節系列”和《青狐》等作品﹐僅僅是一時的暢銷書而已。王蒙的人格缺陷﹑思想缺陷與藝術缺陷﹐都深切地表明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內在危機。所謂“過于聰明”﹐其實也就是一種已經不自覺的奴才人格。從一九五七年因“諘�”而被打成“右派”﹐到九十年代初卷入另一場“誤會”──“堅硬的稀粥”事件﹐王蒙一度被人們認為具有一定的自由傾向﹐然而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讀。當甘肅夾邊溝數以千計不知名的右派在飢荒中悲慘死去的時候﹐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卻因有高層的照顧而“瓜果飄香”。此右派不同于彼右派﹐畢竟還被偉大領袖親自點過名。對于王蒙來說﹐“文化部長”和“作協副主席”的頭銜比“自由作家”的身份更加“光榮”﹐這意味著權力階層的認可。與此同時﹐王蒙還時常作出某種“體制外”的姿態﹐扮演輝煌的“成功人士”與清高的“隱士”的雙重角色。其策略有兩個﹕其一﹐大談“人生哲學”﹐教大眾如何“做人”﹐其“人生哲學”無非就是經過精美的語言包裝的“厚黑學”﹔其二﹐為以王朔為代表的“反智主義”文化叫好﹐以獵取所謂“親民”之形象。正如余秋雨對趙本山的欣賞﹐王蒙對王朔也大加贊揚。從骨子裡看﹐此四人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而魯迅恰恰對中國文人身上的奴性進行了最為深刻地揭露和最為猛烈的批判﹐魯迅說的很多話﹐都說到了王蒙的痛處。因此﹐不否定昔日之魯迅﹐則無以成就今日之“王蒙”。王蒙不僅難以面對魯迅﹐就連魯迅欣賞的古人嵇康也看不慣﹐經過王蒙的一番闡釋﹐嵇康因反抗專制統治者而被殺害也成了自討苦吃──誰讓你的性格“太認真”﹑“和世俗對立起來”﹑“以世俗為污濁”呢﹖

   王蒙擔心世人都成了魯迅﹐也擔心中國若有“五十個魯迅”會發生“地震”。王蒙的擔心是一種杞人懮天﹐今天的中國不是“魯迅過剩”的中國﹐而是“魯迅精神極度匱乏”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不缺少王蒙式的寬容和中庸﹐不缺少王蒙式的聰明和智慧﹔缺少的恰恰是魯迅式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缺少的恰恰是魯迅式的肩起閘門的擔當和鐵屋裡的吶喊。王蒙精于盤算的性格近于官僚和商賈﹐而遠離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正如學者房向東所論﹕“王蒙是幸運的﹐他沒有生活在三十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聰明﹐以他對無聊無恥的精神贊助……他若生活在三十年代而不被魯迅‘罵’得狗血噴頭﹐那肯定是文壇奇跡﹐那魯迅也將不成其為魯迅﹐那魯迅便成了周作人了。”７

   （二）他不是一個正經作家──王朔的魯迅觀

   王朔對魯迅的“挑戰”成為世紀之交的一個文化熱點。在王朔的《我看魯迅》一文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否定魯迅的價值與意義﹕首先﹐王朔質疑魯迅的文學成就﹐認為魯迅沒有長篇小說﹐僅僅依靠雜文和短篇小說無法確立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我把小說當‘作家’這一行的防偽標記看待的﹐因為有太多不著調的人在寫散文。……我認為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我堅持認為﹐一個正經作家﹐光寫短篇總是可疑的﹐說起來不心虛還要有戳得住的長篇小說﹐這是練真本事﹐憑小聰明雕蟲小技蒙不過去。”８

   王朔的這個觀點是靠不住的。此觀點流露出了強烈的文體優越感﹐對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的“文體崇拜”。如果用王朔的這一標尺去衡量﹐那些散文家和詩人﹐簡直就連“作家”這一名稱也不配享有了。在西方古典作家中有蒙田這樣的散文大師﹐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有梁實秋這樣的散文大師﹐難道他們只是因為選擇散文這一文體﹐其成就便微不足道了嗎﹖在我看來﹐文體的差異與藝術﹑思想水准的高下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聯系﹐一篇一流的散文顯然比一部三流的長篇小說有價值。

   就小說內部的區別來說﹐長篇小說與中短篇之間的區別僅僅是篇幅的長短不同。小說的價值不在乎長短﹐而在乎其思想和藝術價值及其獨創性。如契訶夫﹑莫泊桑等作家﹐即專以短篇而著稱﹐難道他們算不上“正經作家”嗎﹖具體到魯迅的創作上﹐魯迅的中短篇小說﹐幾乎每一篇在藝術形式上都有探索和創新。魯迅在這些作品中塑造出了數十位個性鮮明而復雜的人物形象﹐匯集起來堪稱民國時代中國社會的一幅清明上河圖。魯迅並不需要一部長篇學說為他“撐腰”。更何況﹐並非每部長篇小說都能像王朔所說的那樣“戳得住”﹐如今每年出版數千部長篇小說﹐絕大多數都是文學垃圾﹐哪一部的價值能與魯迅的一個短篇相比呢﹖在這個長篇小說泛濫成災的時代﹐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奈保爾曾經說過“長篇學說已經結束了”﹐“長篇小說是一種用濫了的形式﹐非常草率隨意。人人都在寫長篇小說﹐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于以往的長篇小說的無意識的不高明的抄襲。而真正的書是那些流傳下來的書﹐不是抄襲。我要說我寧願讀那些具有獨創性的書。”９

   其次﹐王朔武斷地批評了魯迅的小說技巧﹑人物形象和文學語言。他認為﹕“魯迅寫小說有時是非常概念的﹐這在他那部備受推崇的《阿Ｑ正傳》中尤為明顯。……有一次看嚴順開演的同名電影﹐給我膩著了。嚴順開按說是好演員﹐偏這阿Ｑ怎麼這麼討厭﹐主要是假﹐沒走人物﹐走的是觀念﹐總覺得是在宣傳什麼否定什麼昭示什麼。……回去重讀原作﹐發現魯迅是當雜文寫的這小說﹐……更馬三立那個‘馬大哈’的相聲起點差不多。”“老實講﹐當時很容易崇拜個誰﹐《艷陽天》我都覺得好﹐但是並沒覺得魯迅的小說寫的好……魯迅的小說就顯得過于沉悶。……魯迅那種二三十年代正處于發軔期尚未完全脫離文言文影響的白話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讀起來總有些含混。”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