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涛对胡锦云的问话也有倾向性，试图得出她有罪的结论。他已经失去了中立的地位，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考虑过。一个法官在法庭上应该尽量不提问，仔细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心确信。

   滕彪：“胡锦云的笔录是诱供的结果，而且存在大量的逻辑问题。”

   法官：“哪里有诱供了？”

   滕彪说，“比如10月1日笔录中下面的问答——

   问：他们印制基督教书籍是否合法？

   胡锦云：他们印制基督教书籍应该是违法的，不然蔡卓华也不会被抓，肖云飞和肖高文也不会跑。（——“应该”、“不然”表明这只是一种猜测，一种假设。这怎么能证明胡锦云明知蔡等人是违法的？又怎么能证明这80000元是违法所得？）

   问：那你知道他们干这一行是违法的，为何还收肖云飞的八万元钱？（——怎么能从上面的会推论出来“你知道他们干这一行是违法的”，这属于明显的语言险境。可怜一个老实的、只有初中文化的、没有学过法律的农村妇女，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识破预审员的阴谋诡计？）

   答：我想做生活费用。

   问：他们非法印刷基督教书你是否参与？（——在问话中又把“他们非法印刷基督教书”作为前提，因此无论回答参与还是不参与，都强化了蔡卓华印刷基督教书籍的非法性，反过来成为指控蔡卓华等人的理由，这真是险恶。在整个案卷的讯问笔录中，这种诱供、这种不规范的提问、前后矛盾的地方以及疑点比比皆是。）”

   公诉人又举了生产通知单和库房租赁合同等证据。张星水和金晓光指出，我们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只能说明存在印刷行为，而不能说明印刷行为的非法性和盈利性。

   公诉人的回应是，每个证据不是单独说明问题的，而是所有证据综合起来才能说明问题。

   这话内行。不过作为关键证据的所有被告人的讯问笔录都存在着逼供、诱供等重大的程序上的瑕疵，因而无法作为定罪的依据。“证据综合”也成了无根之水。

   最后公诉人又念了“到案经过”、“抓获经过”：

   “根据胡锦云的交待，我支队民警在当地公安局民警配合下，……将肖高文抓获。”

   “根据肖高文的交待，我支队民警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将肖云飞抓获。”

   滕彪早对此深恶痛绝：“审判长，警方和检方在用这种方式企图挑拨和破坏夫妻关系和兄妹关系，企图在本已不幸的被告人之间制造隔阂和敌意，这违背最基本的亲情和伦理关系。‘亲亲相隐’是中国的优秀传统，也是一切文明国家予以尊重的法律原则。哥哥、妻子有什么义务去交待妹妹和丈夫的下落？我对这种表述及其背后的企图表示严正的抗议。”

(轉貼:范亚峰:蔡卓华案庭审纪实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