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国：我的过去（之2）

北京小学在宣武区市府大楼西面。我还是过着住校每周回一次家的生活。在学校，我的学习成绩一般。有一次小考算术，全班所有同学都是5分，所有卷子都贴在教室外的墙上。这说明我学习成绩一般也只是在这个整体水平较高的学校里的“一般”吧。学习成绩既然一般，学习兴趣就不会很高。我的兴趣转移到下棋上面。我得过全校象棋冠军，后又在围棋组活动，参加过市幼少组比赛，可惜没过两轮就下来了，但围棋还是成了我终生的唯一的体育或艺术方面能够实践的爱好。

小学生活6年，但最深印象的却是一件小事：有次星期日下午回校，倾盆大雨，远近一片茫茫。我一个人强力撑着东倒西歪的伞，从成方街外婆家步行回校。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回校后心情的兴奋、愉快至今难忘。

两年的初中生活

64年我13周岁参加全市统一的初考。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不突出，老师建议我不要报“太好”的中学。但我还是第一志愿填了“人大附中”。没有想到考试的两门课程──算术、语文（含作文）──我都得了100分。双百分的成绩、人大附中美丽校园，一入校我即担任的班长职务──这些竟一下好象使我变了一个人，长大了，“开窍”了，爱学习了。

我初二时就自修完了初三的功课，准备跳级参加中考。就这样还有过剩的精力，除了班长、校刊《东风报》编辑等业余活动外，我和几个同学还自愿组织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14、15岁时，开始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高深”的哲学思想并不觉甚难，反而体验到了其中无穷的味道。“毛著学习小组”后被校方以“减少课外活动”的理由取消了。

一次是作文，题目记不清了，但总是“花前月下”之类，我索性不作，另写一题，是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对教育改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内容记不清了，但是否也可算张铁生的“先驱”呢？！另一次是数学考试，我撇开必作题，只选作题，故最后也只得了选作题的20分。

三位老师的印象

到66年“文革”，停课。我中学生活实际才两年。在6年小学、两年中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有三位。

一位是北京小学的冯英老师。她是一位瘦弱多病的年轻女老师，整整当了我们6年的班主任。她认真的形象、好看的板书，都影响了我。我启蒙的冯老师啊，您现在可好？

再一位是我中学的女班主任杨得复老师。杨老师是市级模范教师，教我们语文。因我是班长，与杨老师接触多些，周末回校晚还去老师家吃饭。后来我在内蒙挨整时，县里派人找杨老师外调，杨老师还说了我很多好话。我回京后与同学们为老师祝寿，其乐融融。但没想到多病的杨老师终没有过完95年。在杨老师的追掉会上，同学们都哭了。再也看不见和蔼可亲的杨老师了，我的眼泪也控制不住，一流再流。

另一位是我们中学的英语关老师。这倒不是因为我英语受益于他。我语言能力差，英语虽蒙关老师教了两年，但至今已忘光。关老师解放前是法新社驻中国记者，后又是朝鲜板门店中、美谈判翻译，但因被打成右派，成了中学教员。关老师平常总是衣冠楚楚，很有风度。

文革时，可以想象关老师处境的维艰。我终身难忘是因为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学去他宿舍“审问”他。在一群“红卫兵”小将的拳打脚踢中，我也“义愤填膺”地上去给了他一耳光。过去好多年了，听说关老师已经去逝。我再也没有机会向他忏悔了。

还有一个耳光也叫我终身难忘：这是对我的同学关汉游的。关汉游胖胖身体，与我小学、中学都是最好的同学，只因他是华侨子弟，文革中居然也成了“打击对象”。在一次教室的围攻中，我为了表现自己与他划清界限，竟然也抽了他一耳光。这个耳光把我们好朋友、好同学的关系打飞了。现在关汉游不知在何处？他可否能原谅无知懦弱的我？但我是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这两个耳光了。深深地厌恶这个过去，决心以我现在和未来的全部生命去为历史不再重演而努力是我现在的所想。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初中的学习

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断了我初中的学习。后来有人问我学历，我经常脱口而出：“初中没毕业”。实际上也是，我只上完了初二，没有上初三。

学习的突然中断，造成了我今后的两个特点：一是“童子功”，古文、外语、数、理、化都不成，知识结构严重失衡，再不可能走我原想走的──学者的──路了；二是我今后主要靠读书自学，终身再不喜欢“应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