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国

   结婚在磴口县的一个办公室

   74年6月，我从北七顶生产队到磴口县银行（当时人、工、农各行未分家）工作，被分配到四坝公社营业所任农贷员。12个月后业务还未搞熟，就又调到中共县委宣传部写作组工作。

   写作组只有两人：组长王明清（后任《内蒙古日报》社社长）、组员我。当时县委县政府都大量抽人加强农业这个主要工作。

   我很快又被临时抽调到县农业学大寨指挥部工作。每天跟着县委书记、县长后面转，写些文件之类的材料。

   王彩霞从呼市内蒙古农牧学院毕业后又回到磴口县，任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75年，我们在县城结婚，新房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一间办公室。那年代的结婚真是简单得很：老郭、老余帮我们做饭，请同事和北七顶老乡吃了一顿，每人送礼5角钱或1元。我高兴得不得了，能收几十元啊！

   要我领导亩产千斤

   由于在县学大寨指挥部与县领导们接触多，他们对我有了较多的了解。75年冬天，县委巴图书记一次去黄土（土当）大队检查工作，黄土（土当）大队是当时全县亩产最高的大队，因而要求他们：明年要亩产上千斤。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向县里第一把手“诉苦”：我们领导力量弱，怕完不成县里交给的任务。“行，就给你们派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来！”巴书记一锤定音，立马就把正在学大寨指挥部写文件的我调到了黄土（土当），任公社工作队副队长、大队工作组组长。

   我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自然是了解情况。这个大队紧靠县城，土地好，但单产也就是500来斤，想一年就过千斤，我这个当了多年生产队队长的人，深知此又是头脑发热了。

   大建砖窑的活动：右倾？

   因单一种粮，社员很穷，生产队积累很少。县里在我们这开现场会，连贴欢迎标语的钱，大队都拿不出来。

   当时内蒙古的农业政策极“左”，只准农民种地，外出搞副业、打工挣钱就是资本主义。“胶车上路，砖窖冒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表现。原来黄土（土当）就有砖窑，被批判停产了，砖窑也都塌了。可我决心还是要粮钱一起抓。

   我召开打发队党支部会（我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这后来自然也是整我的一条问题），大队下属3个小队的大小队干部联席会、全体社员分组讨论会等一系列会议，讨论新建砖窑，“黄土变成金”。我到处宣传：要抓钱，虽然上面不同意也要搞，出了事我负责。全大队干群经过充分的讨论，思想统一干劲高涨。

   76年夏天，我们开始了热热烈烈地大建砖窑的活动。我带头担土，鼓励社员们不要松劲。那时我年轻，干劲十足，天不怕地不怕，风头太健。县委书记在全县工作队队长会上号召向我学习。

   有人透风给我：县里准备向自治区给我报副县长的职务。刚易折，正易激，出头的椽子先烂。有人打小报告：查建国顶风上，在黄土（土当）建砖窑搞资本主义。在砖窑未建完时，县里就把我调走了，调到县水利专业团任办公室主任。

   没有多长时间，县委下了32号文件。文件讲：查建国到黄土（土当）大队工作后右倾，搞资本主义，黄土（土当）大队的砖窑没收上交县里。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份文件。当时我大怒：县里在下文件之前，为什么不找我这个当事人调查一下呢？文件的精神又是那么地荒谬。我马上给县委巴图书记、文革副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32号文件基本是错误的。现在全县的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是棍子、帽子压制了农民走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信发出后没有反应。

   生了女儿

   76年这年真是中国的多事之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四人帮”被捕让我震惊，使我开始了对文革经历的深刻反思。

   这年，我做了爸爸。我女儿查慧怡来到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人间。刚开始，我给她起名“查继红”，意思是望她继承我进行的红色事业，后又觉得政治毕竟难搞，不是女孩所为的，更何况我又会进行一个什么颜色的事业呢？就想给她改名“查慧医”，还是行医好，治病救人对己对人都好。她奶奶把“医”改成了近音“怡”，“继红”成了小名。

   后来王彩霞又怀孕。但那时她正是县计划生育局副局长，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堕胎了。查慧怡成了我们唯一的孩子。

   一封信引发的系列斗争

   76年12月，全县召开千人大会。全县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县各部门的四级主要领导都到会。

   开会前，我在县委大礼堂前碰见了县委张斌副书记。张书记对我说：“你的那封信巴书记很生气。这次会就不要提了。”我说：“这次大会县委不是要开门整风吗？要整风我就要提。”张书记生气地说：“你要提就让你上大会上讲，你敢讲？”“我讲！”“你敢讲？”“我讲！”“你敢讲？”“我讲！”我强硬地喊了三遍“我讲”。张书记生气地扭头走了。

   在大会农牧水组的讨论会上，我进行了长篇的发言，否定了县委32号文件，大讲办砖窑没有错。小组会后我又自己整理了一份“会议记要”，把我的发言整理出要点，上交大会秘书处。两天后，大会把这份“会议记要”加按语下发给大会全体代表。按语讲：查建国公然跳出来与县委作对，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要求全体代表对查建国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这套是上行下效，大有庐山会议毛泽东的作风。

   大会打断原定程序，专门用一天时间对我的问题进行辩论。在上百人的一个分组上，有人说：“查建国公然跳出来反对县委，反对巴盟盟委，反对内蒙古党委，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当时站起来，用手指着那个发言的人说：“什么叫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这就是活标本！”

   大会结束的最后一天宣布：查建国停止工作，留在县里继续辩论。

   但在会后紧接的我与县委常委及部份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辩论会上，我刚发言了一半，巴图书记宣布：“查建国停止发言，现在开始批判。”尔后我又在县礼堂的千人大会上被揪到前台进行批判，并宣布县委决定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此后抄了我两次家，大小会批判整整30次。

   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姓马的公社团委书记成了我批斗的陪伴者。他在全县四级干部会散会后回家对人讲：“县里对查建国进行围攻式的辩论，查建国舌战群儒，也有李玉和斗鸠山的架势。”有人连夜去县里告状。这位马书记就成了“查建国的吹鼓手”。一辆吉普拉着我和这位团委书记全县各公社转着接受批判。

   白天开会批判。晚上我就主动与带队的县里干部继续辩论。隔离审查两年，先把我关在县委大楼一间办公室里，后又在县一中，县工程队、工地公社、县原种场等地关押，两年不允许回家。不通过任何司法手续县党委就能决定关押一个公民两年，这在那年代也不奇怪啊！

   写作组的王明清把我写过的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交给了县里。文章受当时政治的影响有“走资派”等文革用语、文革思维。这一下，我又有了“四人邦吹鼓手”的罪名。其实，文章对新时代既得利益集团应如何分析概括尚在其外，但以言治罪的做法从这时起让我终身痛恶！

   隔离被解除了

   两年的隔离生活也过得快。我经常是开批判会前还在埋头学习马列（这时期我通过《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毛泽东选集》、《资本论》），会后一回到隔离室坐下就继续学。

   在县原种场，我白天赶着群毛驴和马去放，肩上背着书包，晚上给牲口添草，住在饲养员房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这样看了各类书100多本。当然，后来我也有偶尔跑出来的时候。一次跑出来与在公社当医生的北京知青郑宝青喝酒（郑现在还在巴盟，任巴盟公署秘书长）。两人一气喝了两瓶烈性白酒，以酒消愁吧。一次跑到县城大街上贴了一份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巴书记一贯极左，改也难，但我们还是要帮。”大字报轰动县城。那时，我真是全县传奇人物啊！

   78年12月，中共11届3中全会召开。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县委被迫解除对我的隔离，承认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把我分配到县城北边的四坝公社当公社干部。（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