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国：我的过去（之4）

红卫兵最讲究斗争性，但影响我最深，并使我终身成为激进中的“温和派”的一件事是：有天突然几个“井冈山”的战友跑来找我，让我赶快去学校食堂门口的大字报栏前，说因为我们“井冈山”刚贴出的大字报盖住了“红旗”组织前天贴的大字报，双方吵起来了。待我到大字报栏前，双方已经聚了很多人，剑拔弩张，各讲各理，互不相让。随着争吵气氛生温，大有一场武斗要开始的架势。怎么办？我们人多，难道就开仗吗？我终于下决心，撕！自己撕掉我们的大字报。很多“井冈山”的女同学流出了“屈辱”的眼泪。可我心中却感到了胜利。这种感觉很好。

到贫下中农中去接受“再教育”

67年中央开始“收”，学校开始了“复课”，解放军的“军宣队”进驻了学校。由于我在“井冈山”组织的身分，我被结合到校革委会，成了校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校刊主编。20多年后，在人大附中50年校庆时我回校，回到了当年我们初中67级1班的教室。对着一大群教室里的学弟、学妹们，我指着墙上说，“当年我们在墙上通栏贴着大标语‘活着干，死了算’，竖着贴着4个大字，左边是‘肃静’，右边是‘禁烟’”。这都是我想的、我安排贴的。这些小学弟、小学妹怎么能想象，怎么能理解当年的我们呢？！

出北京西行20多小时，连过呼和浩特市，过包头市，在黄河河套平原上的一个叫“巴彦高勒”的小站放下了满满一火车的北京知青。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磴口县的县府所在地。磴口县西靠浩瀚无边的乌兰布和大沙漠，南傍滚滚东去的黄河，北边再过两个旗县就是与蒙古接壤的边境线。小县也就7、8万人口。县府所在的巴彦高勒镇有2、3万人。底矮杂乱的平房，是唯一一条有商业气息较繁华的小街。

文革的进程有时间差。这里还在进行派战武斗。但对我们讲已经是昨日黄花了。我们急不可待地到农村去过新的生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贫下中农中去接受“再教育”。

我们这些知青去了渡口公社永胜大队北七顶生产队

我向县里要求去最苦最穷的生产队。后来知道，这里的生产队都差不多地穷苦。我分配到了县城东边的渡口公社永胜大队北七顶生产队。

很多年以前，这里是蒙古人放牧的草场。可能是有七顶帐篷长聚于此，以后地名就叫七顶房了。现分南七顶、北七顶两个生产队。我所在的北七顶队里有4、50户人家，多是从内地搬迁来的外来户，种着几百亩地，产量很低，仅可温饱。

我们这个知青小组共8人。

◆我是组长，但岁数最小，因为停课两年进行文革，我这个初二学生　也已17岁了。◆赵齐，19岁，高一，为人四海，极厚道，说话慢条斯理，办事沿着　诚信，和我是至今30多年来往最多的朋友。◆滦河，19岁，与赵齐同班，精明干练，现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　我被捕前还常去他家下棋。◆李晓原，19岁，高一学生，因其父是国民党军医，处境埋没天份，　听说现在外地一所大学教英语。◆王书鼎，20岁，高二学生，书生气重。前几年见他，是北京一中的　高三班主任。他是适合教书的。

三个女生。

◆王丽莎，21岁，高三学生，生在英国，叫我们看，怎么也总有些洋　味。◆贾慧英，18岁，初三学生，父亲是北京市委的秘书长，可她本人倒　是很和人能相处的。王丽莎、贾慧英自从她们离开北七顶后就再没　见过，不知现在何方？◆严兆辉是从别的小队后调我们队的。她与王彩霞一个班，善良、正　直、有点倔。今年红儿结婚，她还去祝贺呢！

王书鼎、王丽莎、贾慧英三人不是人大附中的，但和我们5个人大附中的在一起，也如一家。王彩霞和姜幼年、左太行、王阿莲等人大附中同学，分到与我们同一个大队的小永胜生产队，和北七顶队地挨地，中间隔着一条小渠。

生活、工作在北七顶生产队

队里用上面发给的“知青安置费”作我们第1年的口粮并盖了两间相连的土坯房。男、女生各一间。进门半间炕，炕头是即烧炕，又做饭的土灶。

收了工，男同学捡树枝当柴，女生做饭。记得有一次，我们把煤油灯的煤油当成食油炒肉了，一股浓浓的煤油味。但吃顿肉不容易，大家还是慢慢地把肉吃了个差不多。

初秋到队，冬天很快来临了，生个小铁炉取暖，但晚上封火很难。到了早上，墙上都是白霜，小铁炉上的水壶里的水已结成冰。

生活虽苦，但我们仍是满腔热情，干活、学习、搞各种社会活动。

我们这些大城市的干部子弟哪里干过这些农活？秋天挖大渠，摇摇晃晃担着两箩头湿泥往梁上走。当地年轻人喊：“把你们压回北京去！”冬天人拉小车往地里送沙送肥，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口号，顶着寒风一遍又一遍。活累，但人年轻，心气足，也就慢慢习惯了。收工之后，还要按计划看书学习。当年我写过一个《下乡插队一年总结》，上面写着，我们要学习马列毛原著……要学哲学……要学政治经济学……要学军事……。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我们给未上学的村里小孩办“耕读班”，教他们识字；自编自印普及哲学知识的教材给村里青年上政治课；自编节目，和社员一起组织文艺宣传队。我和贾慧英还一起演了一个小话剧；青年劳动突击队、民兵训练、团支部活动、外调内查批斗地富──也不知是谁再教育谁，反正以我们知青为骨干，为中心村里的政治、文化活动大大活跃了。

在6年半的农民生活里，我们“而立”了

孔子曰：“三十而立”。我理解是30岁时起码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应成熟了，稳定了，一辈子的方向确立了。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比较早熟。象我周围这些知青，大多有相同的经历：出身大城市干部知识份子家庭，10几岁刚开始思索人生时，就经历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政治大风暴──“文化大革命”──，而后又一下子到了社会最底层──边疆农村──当农民，而后再一步步地回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来。

仿句保尔的名言：“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可以无愧地讲我都是以最积极进取的态度去参与生活的。”在68年9月至74年4月这6年半的农民生活里，在我17岁至24岁这一阶段里，我真正“而立”了。

溶入农民

下乡第2年，为了更好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民，我们北七顶队的知青独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美其名曰：与贫下中农一体化。我们不再集体生活，而是每一个人都到一户贫下中农家去，户口、工分、自留地都与这家人归在一起，完全是一家人同吃同住同分红了。

我住在张栓其大爷家共5年多。大爷、大娘有4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大女儿比我大。其余都比我小。最小的是女儿，当时才2、3岁。5年多，他们全家对我象一家人的好，使我终生难忘。

这么多年了，我也是坎坷贫穷，对他们竟毫无帮助。每每想起这个，总是心里愧疚难安。但唯一可慰的是，我真正溶于农民中去了。每遇一事，农民会怎么想，我自信心里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