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国

   做了一个出色的红卫兵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时我才15岁，是人大附中的初二学生。但我和我的同学们仍是怀着莫名的、朦胧的兴奋心情关注着报刊上越来越多的争论文章。记得我是那样认真地读关于李秀成是假降、还是叛徒的长篇文章，是那样兴奋地看清华附中同学写的“造反有理”的文章。

   全国第一批红卫兵在北京，在几个附中。我参加了人大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当时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各中学。校园里出现了“红卫兵是右派学生组织”、“红卫兵必须解散”的标语。我们回不了宿舍，就在教室铺着大字报纸睡，一直到毛泽东回到北京。

   8月18日那天，天安门广场有活动。我不知道是多么重要的活动，就去了军博看展览，回来后才知毛泽东那天在天安门城楼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我们“翻身吐气”了。北京校园从此大乱：不上课，学生当家作主，校领导、老师一律靠边站。

   可能是年轻人天生不喜欢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的秩序，对文革中共产党领导在基层的一时失控，我们是那样地感到“自由”的兴奋，如鱼得水，适应得很快。我参加了几十所中学红卫兵冲进清华园撕毁大字报的行动，参加了学校揭发批判校领导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活动。

   和迟向东到社会中去，行万里路，不怕吃苦，是最令我们那代年轻人热血沸腾的事。就在我们万事具备、准备出发时，事情被上面知道了。北京市革委会出面阻止了我们的行动。

   这件事虽然失败了，但在筹备过程中却出现了对我个人来讲是很大的一件事。准备一块走的几个同学中有一个女生，叫郭铁虎，比我低一届，初一的，矮胖，但长得甜，斗争性强，这跟我倒合得来。感情不知哪天发生了。这就是初恋？朝思暮想，相处时异样的兴奋却不过线，没有功利的比较，没有今后长远生活的安排，只有情，纯洁的情，这就是初恋！

   我们两人好，不知怎么让郭铁虎家里知道了。她父母是外交部干部，住在建国门外外交部宿舍。她妈妈来学校找军训团的领导，阻止我们关系的发展。我当时想：我们俩人好，又没有影响别人，怎么就不对呢？年轻人的感情真是别人挡不住，只有自己起变化。

   一年后郭铁虎以自己有病为由毅然切断了我们的关系。现在她在西安工作。有的老同学知道她的地址，却对我说：不要再让已经平静的心再不平静吧。“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68年夏，海淀区召开“学毛著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人大附中有两个代表，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高我三届，高二的女生王彩霞。王彩霞是军队干部子弟，一身军装，很爱跟我聊。谁能想到，7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

   下乡插队去，“代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好！”

   68年秋，北京中学开始了下乡插队。我已经对学校的运动兴趣不大了。去农村广阔天地，了解农民，了解社会，为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献身，新的生活，远大的事业深深激荡着我。

   8月份的一天，王彩霞找我，说他们几个同学联系去内蒙河套地区下乡插队，问我去不去？“去！”。我没有犹豫。报名后，很快地学校贴出了下乡“光荣榜”。尔后我才对家里讲，做下乡的准备。

   从北京大城市到边疆穷苦农村去当农民，瞬间决定，一去不复返，这就是当时的我们！

   68年9月17日我们离京赴蒙。在北京火车站妈妈去送我，哭了。一大群同学去送我，哭成一片。但我心里没有悲伤。在火车缓缓开动时，很多同学跟着火车跑。我当即写了一个字条贴在火车门玻璃上。字条上写着“代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好！”毛主席是我心中的神啊！

   想想30多年后的今天，我对毛的基本评价已经是负面的。真是沧海桑田！

   复课后的斗争生涯

   68年初复课了，但我们的心却很难收回来。课没怎么上，还是尽忙着“文革”的事。

   在学校主要是“井冈山”、“红旗”、“红卫兵”三派的斗争。大家都自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红卫兵”近于消沉，活动不多。“红旗”自恃出身好。好象更“红”、更“保皇”一些。“井冈山”成份杂，对打倒“走资派”更易接受。

   但这些学生组织之间分歧能严重到势不两立，甚至武斗吗？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深知“派性”的危害。它就象毒品，一沾上，不由自主，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没有法制、没有现代民主意识、习惯的自由，同没有自由一样可怕。

   渐渐地，我对这些“派战”也厌倦了，和几个朋友筹划步行去西藏。同学去西安、成都、重庆大串联，有参观游览，但更多地还是和当地大学生一起参加当地的文革活动。那时的我是那样忙，不断地分析校园文革动态，时时关注着全国文革的进展，和同学们一起研究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精神、文革的理论（我当时写过打倒“走资派”的理论文章）。

   可能是我共产党高干血统低、平等思想较多吧，也可能是父母文革中均受冲击，我当时对红卫兵中的武斗和崇拜“对联”（作者注：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风气不满，竟发展到人大附中红卫兵组织公开贴出布告，把我开除出红卫兵组织。

   这样也好，一不作，二不休，我和李百替等人联合了若干小组织成立了人大附中井冈山组织。我们不象红卫兵只收出身好的。我们是兼收并容。这样一下子发展到了500多人，成了人大附中三大派（井冈山、红卫兵、红旗）中人数最多的。我是井冈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井冈山的大旗和印章后来我下乡时带去。若干年后，印着“井冈山”三个黄字的大红旗被我在贫困中做了褥子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