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年前，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问题复杂化，我们就可以得出寻常的解释之外的一种解释，寻常的解释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他们的父母，这也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可是，正象一道数学题的解可能不止一种一样，一个社会学人类学的问题的解也可能不止一个，这取决于我们到底如何来看待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也许，从大宇宙无限宽广的视角，从或许存在着的宇宙的神秘力量的视角来看问题，我的问题就不仅仅是父母生了我这样一个解了。联系到自已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默默反思自已所走过的人生道路，自已的奋斗与挫折，自已的欢乐与不幸，我们人生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指向天命与自为的牢固结合。天命引导着自已，控制着自已向前，而自已的理性实际执行着天命的导引，人生就是这样地走过它应当走过实际走过的道路。由此，溯源而上，我们必须认为，我们的出生亦与人的天命有关，这即是说，人不但是自已的父母生了自已，人实际上是作为那不可知或极难知的“天”精心安排的产品。我之所以要在我的出生之日来谈这样的一个有关天命的问题，我的真实动机是要在此人生关键时期进一步明确一下自已人生的使命。我以为一个没有使命没有责任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没有使命没有责任的生命近乎等同于一只动物。那么，我的使命是什么呢？我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如果，让我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表述应是恰当的：作为一个文学家，我必须在大中华文学的复兴进程中竭力创造，以增进我们文学的价值与光荣，而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我理应投身于她向着未来美好的民主化现代化方向飞奔的旋风之中，我是一架能够打仗的战机。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如果，我努力于创新的某种信仰事业能够得以成功，那么，可以期望的是，我的言行对于现在与未来的人类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