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泱潮文集：气贯长虹----不可替代的历史的记载（七之四）

气贯长虹----不可替代的历史的记载（七之四）

就1980年〔中华民刊协会〕及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党〕活动事陈泱潮答范似栋
   （七之四）
   （200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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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七，1980年秋冬我在北京的活动
    1,〔时代的报告〕杂志社
    2,和当时思想理论界的接触和感受
    3，〔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
    4，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工作
    5，刚刚开始和邓小平亲属来往
    6，有缘无份，失之交臂----放弃了迅即出国的计划
    7，与耶稣出道年龄相仿佛----30年极其严峻与非常的磨难和考验，打磨出救世救心双刃剑
    8，“尔晋，你是真正的强者！中国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八，信心十足、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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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你八零年在北京一家有官方背景的杂志社工作，是否确有其事？这是否说明当时当局对你比较重视？或理解为意图招安你？那么以后你怎么又拒绝了招安？
   陈泱潮答：

七，1980年秋冬我在北京的活动
   应当客观地说，在中共当时对民主运动的政策中，其实压根儿并没有什么“招安”这一着。

1,〔时代的报告〕杂志社
   我1980年秋天是曾在〔时代的报告〕杂志社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介绍去的。那时光明日报刚刚发表了关于遇罗克的报道《一颗划破黑夜的流星》不久，遇罗锦正在撰写《一个冬天的童话》。当时该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其夫人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因为我发现安排我住的地方，周围宿舍的人白天睡觉，夜晚工作----他们是公安机关执勤人员。由此我对国际关系学院的性质和隶属于公安部的关系有所了解。这对我这个在从事地下活动，正着手秘密〔组党〕的人来说，当然认为不能在此栖身。
   我在和安岗夫妇及其周围人等的接触和对他们的观察中，认为安岗当时之所以对遇罗克很感兴趣，之所以用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推荐、文革期间写出《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获得平反的我，在其〔时代的报告〕编辑部工作，不是因为器重我的精神和才华，而完全是为了掩饰其“左”的立场----后来〔时代的报告〕果然以坚持“左”的观点而闻名全国。
   我当时把对〔时代的报告〕杂志社的看法，以及尽管经过11届3中全会的演变，但是中共专制暴政本质决没有改变这样一些观点告诉了遇罗锦，遂离开了〔时代的报告〕杂志社。
   住处则先在〔四五论坛〕成员粱大光、涂恩光以及我在北京读书的表弟处打游击，最后，才搬到三里屯卫生部生物研究所〔北京之春〕成员刘迪家去住。
   刘迪，就是1976年天安门4.5事件报道中，被特别点名的那个著名的“反革命”“小平头”。他的父亲是留美生物学博士，那时已恢复担任生物研究所的领导职务。他们家有一套刚刚分到的新房子，正好将我安顿下来。
   遇罗锦以后也在我1981年第二次被抓捕后不久，早在89/6.4镇压之前几年，第一个成功出逃西方，申请到政治庇护，定居德国。

2,和思想理论界的接触和感受
   不可否认，由于《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不仅在所到之处引起了广大民办刊物民间组织和读者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而且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引起了相当的重视。
   我因此和当时的中共中央理论局负责人之一也是胡耀邦理论写作班子的重要成员李洪林、光明日报副主编兼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国家科委领导人之一童大林、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严加其、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评述张志新事件的文章《谁之罪》作者郭罗基……等人，都建立了联系。
   通过这些联系和接触，我强烈感到当时中共一些老干部和思想理论界，刚刚经过文革磨难和中共长期远离真实的欺骗蹂躏，对毛泽东时代以及中共建国以来的罪错有切肤之痛，有进一步深入解放思想、进而和平推进民主变革的可能。

3，〔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
   在这种感觉和判断下，时逢当时的共青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暨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钟沛璋先生约我谈话，要了我的简历，有意接收我到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正联合筹组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
   当时的团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也是后来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同事谢昌逵告诉我，根据中央意图，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所要担负的任务是三个：1，起到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那样的给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的作用；2，做情报中心；3，出栋梁人才……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正副组长，都是和当时中共第一把手胡耀邦关系很深的思想很开明的领导干部。
   正组长张黎群先生，参加革命时间很早，在四川重庆八路军红岩办事处就和宋平等一起在周恩来手下工作。
   在胡耀邦主持川北行署期间，张黎群先生就和胡耀邦一起共事，并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胡耀邦从川北行署任上调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张黎群亦随之同往北京，出任首届中国青年报社社长。
   1957年反右，全仗胡耀邦力保，才未被带上右派帽子，被下放到浙江大学任党委第二书记。
   胡耀邦担任中共第一把手后，也是在1980年夏天，张黎群才从浙江大学调回北京，即出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组长----由此可见胡耀邦对〔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所寄予的厚望。
   在胡耀邦被废黜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随之被当作“事实上的团中央”，而被撤消，也可证明这一点。
   副组长钟沛璋先生也是一位和胡耀邦有深交关系的领导……
   我1981年被捕后，钟沛璋先生为接收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被责令专门写了“检查” 。但旋即升任中共中央新闻局局长，并兼任中国新闻通讯社社长、中国新闻学会会长……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是在原来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办公地点即在团中央大楼。除团中央政策研究室原班人马外，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调来了几位原来团中央的资深老同志，新增加的年轻人那时只有我。

4，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工作
   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期间，主要作了这样几件工作：
   A,我被分在理论组。除了大力宣传、深入阐述和发挥我的《特权论》思想观点之外，那时还积极鼓吹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以期说明共产制度异化的必然性。并且正在着手写作为赫鲁晓夫翻案的文章……
   B,积极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把对这些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观感，向有关领导作了积极的正面的报告。
   C,并把傅申奇王屹峰等人在工厂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情况及其遭遇也如实反映上去。
   D, 1980年11月，因湖南省委连续数次违法取消长沙数所高校人民代表选举结果,而导致这些高校师生连夜上街游行以及静坐示威，最后组成了由陶森为团长的22人代表团赴京上访。
   我在当时的民政部长程子华之后，看望和会见了陶森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依法选举和谴责湖南省委违法干预竞选结果的谈话。
   陶森等人回到长沙后，用大字报公布了赴京上访结果，当然以我对他们的讲话作为指责湖南省委的钢鞭材料。
   毛致用为书记的湖南省委，旋即为此专门打报告向中共中央点名指控了我。
   所幸当时〔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全体成员，都鼎力支持人民代表民主竞选，钟沛璋先生和谢昌逵等同志，都亲自到北大一分校竞选会场，听了李盛平等人的竞选演说和答辩。
   因此，〔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领导只是向我通报了湖南省委向中央点名状告我的情况，并未因为湖南省委把我告到中央，而责难或者批评我。
   E,我受邀且正式作为中央机关〔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代表,出席了在安徽合肥举行的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代表，则由后来担任中共河北邯郸市委书记的唐若昕担任）。
   你问我当时的衣着打扮，可以找找当时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讨论会的照片看看。在人才学学术讨论会全体与会人员的合影中，大约方励之以及当时人才学创始者雷祯孝等人亦在其中，我手里拿着一卷资料坐在第一排正中，很显眼。
   ……当时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充满了朝气。尽管我的正式学历只是中专，但是，〔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不仅是把我作为实际上已经具有研究生学力，才接收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而且把我当作老成持重,已经具有相当学术造诣、前途看好的青年人看待。大家对我都十分友好和尊重。尤其是两位领导，对我都给予了相当感人的关心和爱护，令人难忘（以至我10年刑满出狱之后，他们对我不仅没有任何芥蒂，而且都相当同情我的遭遇，都对我给予了亲人般的关照和支持帮助。钟沛璋先生慨然出任了我白手起家创办的云南省宣威全益集团公司的名誉顾问，为全益公司在199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及时刊发了广告……全益大厦快落成时，张黎群先生还主动问我要不要请那时已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政治局常委的宋平题写大厦名称，我去北京时，张黎群先生还特意联系安排我去中南海看望了耀邦夫人李昭……）。
   正当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这种环境下，雄心勃勃，拟定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写作计划（我在1979年写的《特权论·重印前言》中，已经部分地提到了这些课题，你可从中窥见一斑），准备好好利用这样的平台，为从中共体制内外加快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有所作为的时候，遭遇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之变！
   从而嘎然中止了我的这些已经切入当时有可能影响中共首脑人物的圈子、把最上层和最下层相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相结合、合法性与非法性相结合、胆大心细敢于冒险高屋建瓴而又充满智慧从容坦荡不无意义的政治活动……
   我黄金般的岁月和弥足珍贵的才华，就此被荒废了几乎整整20年！直到2000年底，我出逃成功，2001年开通了中华合众国网站之后，才得以又重操旧业。
   ----现在看来，这也正印证了《推背图》第47像〔讼〕卦爻辞预言本像事主必有的一段人生经历：“或从王事，无成”。怎么能说这一切不是天命前定呢？

5，刚刚开始和邓小平亲属来往
   出于上述“把最上层和最下层、合法性与非法性相结合”的策略考虑，由于我与邓小平夫人卓琳确实存在着颇为密切的世交姻亲关系，由于我父为给卓琳大姐夫妇即刘传真浦莎莎的父母担保而死，由于我1975年就曾将《特权论》请刘传真老表上送过邓小平，我此次赴京期间，便去看望了卓琳的胞姐、曾在儿时就由父母包办许配给我的叔叔陈希的浦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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