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雷震（1897-1979），字儆寰，生于浙江长兴，学生时期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系，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6年返国。曾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教育部总务司长，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6年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负责同各党派(包括共产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联络沟通。雷还是党中央监察委员，并获选为制宪国大代表，亲身经历了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制宪的全过程。
   
   1949年底﹐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时在赴美国途中的胡适应邀为刊物拟定了四条办刊宗旨，并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雷震任社长，毛子水任编辑部总编辑。编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聪、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艺、胡适、夏道平、殷海光、许冠三、崔书琴、张佛泉、黄中、雷震、戴杜衡、瞿荆洲和罗鸿诏等人，为自由派学人的一时之选。刊物由雷震负责实际运作，主旨在传播民主自由，未几，即成为销量最广的政论杂志。
   
   开初一年余，被称为‘各党各派之友’的雷震由于在政府内外的广泛人脉，故当局与《自由中国》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是，自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针对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员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击，杂志开始遭到党政军三方面的压力。该期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员就闯入杂志社，逮捕一编辑，并留下三名特务予以监视。雷震遂与多位党政要员商讨，他们建议再发一篇社论加以平衡，杂志便以《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为题又发了一篇社论，其观点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点。但这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见到这两期刊物后，大为不满。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雷震本来就愤懑在心，胡适的来信正好成反击的利剑，他将信的全文刊发在《自由中国》上。这再度引起了情治单位的不满。自此事件开始，《自由中国》于当局的关系开始连锁演变，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踵而来的，是执政党对教育界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当年在台湾，当局不仅在校园内散发党部宣传读物，还要求每个学生背诵“三民主义读本”、“总理遗训”、“总统训词”，其强制灌输的“党化教育”激起反弹，学生、家长无不怨声载道。1954年5月底，三位家长投书《自由中国》，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评：
   
   　　“……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自由中国》，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此举终于令当局勃然大怒。1954年12月，蒋介石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骨鲠之臣”终于与当局分道扬镳了。
   
   此后，《自由中国》的言论节节升高，不仅于1956年10月，倾力推出了由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组成的对蒋介石的“祝寿专号”，忠言直谏，反对蒋氏三连任总统的违宪意图，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如此祝寿，撼动人心，酣畅淋离，连销九版，一时洛阳纸贵，造成政界学界轰动。自然，紧随而来的，就是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剿了。
   
   （二）
   
   从1957年7月开始，《自由中国》连续8个月推出「今日之问题」的15篇社论系列，全面检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从政治到经济的各方面问题与症结，并在最后直达问题的总关键——反对党问题。
   
   “反对党问题”的出刊表明，雷震不仅透过《自由中国》发挥知识分子的言责﹐更企望以行动结合台湾的本土精英，他计划于1960年准备筹组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以组党的实践活动召唤政党政治。于是，雷震从“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这一行动，终于彻底开罪了当局。1960年9月4日，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起诉雷震，并处以十年徒刑，此即轰动一时的「雷震案」。《自由中国》编辑傅正、经理马之肃、会计刘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惊闻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号当天，向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专电曰：「台北外交部请转陈兼院长辞修兄：九00号电敬悉。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说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甚不明智，其不良影响所及可预言者，一则国内外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皆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雷儆寰爱反共，适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贻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专电所谓遵循法律途径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
   
   在台湾，由于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国》实际上已无法再办下去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总共存活了10年9个月又10天，前后共出刊260期。而出刊这10年，正好横跨上世纪整整一个五十年代，这也是国民党自大陆退守台湾后，在政治上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年10月22日,胡适曾对记者表示：外传《自由中国》的编委们有意请他担任发行人主持复刊，他从未接过相关信函，也无人和他谈过此事（《胡适先生年谱初稿长编》，3343页）。不过，胡适先生又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唐德刚说，雷案之后，胡适好像一下子老了30岁。1961年阴历5月26日雷震65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赠予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适就因心脏病而去世了。
   
   对台湾民主宪政发展来说，雷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自由中国》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10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钱永祥语）
   
   回望台湾政治的风雨之路，《自由中国》所传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结成“正果”。
   
   宏观而言，台湾的民主之路，民间的政治力量，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办刊议政”与“参选组党”。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不过，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组织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雷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可谓一身而二任。他先是办《自由中国》，发挥言责；1960年，又以行动筹组反对党，以实力制衡。也就是说，中国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体力行。最后，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于良知的坚毅信念和道义形象，升华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其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专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国》社同仁罗鸿诏、殷海光而建。墓园被命名为“自由墓园”。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岁。而早在1977年，时年81岁的雷震，就已自题碑文为：
   
   　　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
   　　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先生之墓
   　　生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殁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顿在“自由墓园”。 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亲笔题写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题一九七七年四月
   时年八十一岁
   
   《自由中国》的英魂，栖息在“自由墓园”中，应是得其所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