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邓小平是“死”得最长并且“死”的次数最多的名人。
    在各国政要、知识分子、民众的口头和笔头，在数不清的研讨会上，自1989年事件之后他就开始“死”起，足足“死”了七年半；而在众多媒体上和传闻中，他已“死”过多次了。斯人之寿，直令股市翻复，常常扰人清梦；直到今天，才终于算尘埃落定了。一个人尚活着而其死亡及其后果却如此长期如此多次地成为全球舆论焦点，无论就时间长度或发生次数言，都足以破世界记录了。
    原因何在？“一身系天下安危”是也。
    这是中国的悲剧。其结束，带来中国的契机。
   

    如何面对邓小平的遗产？这是关系中国下一步走向的关键。
    粗略地说，倘以邓氏的基本遗产为坐标，中共的政治选择不外如下三种：
   
    第一，不折不扣地实行邓小平的“经济放松，政治收紧”的总方针，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
   
    第二，从邓时代路线有限度地向毛时代回摆，重新提出姓“资”或“社”的争议，重新提出反“和平演变”的口号，逐步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时代的党内共识；
   
    第三，继续把邓氏的“改革、开放”政策扩展和深化到政治领域，启动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曾经昙花一现的构想----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深入的融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而最终公开放弃马列毛的意识形态。
   
    对第一种选择，北京高层在口头上近期将一致认同，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除了无人具备邓的权威和技巧来平衡政治和经济取向的不对称并压制党内争论外，更重要的是，作为钦定接班人的江，出于其本身利益的考量，也有政治动机去显示他与邓的区别，以彰显“江时代”的来临，而并非“邓时代”的继续。
   
    第二种选择，对继位者具有短期诱惑力。实际上江已经在放出类似的试探性汽球，以观察反应，确定行止。这除了前述的确立自己时代标签的原因外，也和共产政权权力转移时期的“左转”机制有关。该“机制”已是普遍规律。原因是，在此种时期，因为失去了一言九鼎的最高权威为党的利益作现实的决策，各可能的接班人为防政治对手抓住把柄，都纷纷表态忠于意识形态原则，这是微妙时期的防身求稳之道。因此，它导致短期内出现“左转”现象。但这并不预示着某人站稳脚跟后的长期政策取向。
   
    第三种选择，在近几个月内不太可能出现，主要原因是1989年事件的巨大阴影。众所周知，当今的接班人是该事件的政治受益者。但鉴于邓氏曾经说过的“大气候”，在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性压力下，笔者估计两三年内，这种可能性将浮现出端倪，而它在五六年内；将逐渐成“气候”。
   
    要言之，随着邓时代的完全降下帷幕，在短期内，中国在外观上会一切照旧，然而实际上已进入一段不确定的时期。不过，基于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发展的脉络，基于领导阶层的代际差异，基于中国的总体国际环境的氛围，对中国十多年后的中长期的前景，笔者秉持某种谨慎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