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比慢竞赛”—

“比慢竞赛”——香港与大陆

   “微火煮青蛙”
    北京对香港实行所谓“一国两制”的实验，已经半年多了。对它的现状和前景，应当作何基本判断呢？在目前和将来的历史流程中，台湾、香港与北京会处於何种基本的格局中呢？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香港与大陆的互动关系，再来看看台湾与香港的利益关系。
    世界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状况，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前，英国历史上实行两种法律体制(普通法与衡平法)时......，都是如此。但是，纵观历史，在实行两种制度的某一国家，本质上是处於一种过渡状态。由於相互的影响，最後其制度形态将会归一。人们感兴趣的是，如果不经过战争或暴乱，香港与大陆，究竟最後“合二而一”成为什么样的制度形态？
    人们普遍关注和担忧的是，香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后，北京政权的统治方式对香港的压倒性影响。司徒华先生有一个著名比喻，叫做“微火煮青蛙效应”：香港作为一个原先在一缸冷水中自由游泳的“青蛙”，中共接管后并未直接把它掐死，它也确实不想青蛙死，还想它能继续给北京赚外汇。但它的行为方式客观上却等於是在水缸外用微火煮，开始青蛙并无感觉，外面人看来也仍在游泳。不过，越游越慢，直至最後死去，变成了一锅青蛙汤。
    这当然是很有历史纵深感的直觉。它考虑到了北京的主观意图(下金蛋和向台湾示范)与客观矛盾(杀鸡取蛋)的区别，同时也考虑到了两制的短期效应与一国的长期效应的区别，因而是较有悲剧感和说服力的。
    不过我没有这样悲观。一国之内的两个很不相同的地区，其影响肯定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这点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这就是沸沸扬扬了好久的“大陆香港化还是香港大陆化”问题。
    但也有人质疑说，以大陆与香港地位的不对称，一是中央，一是地方；另外大小悬殊，不成比例，加以中共行为方式的本性，相互影响将是大陆同化香港。这是悲观心理的基本源泉和脉络。
   两个“圈”分别对大陆与香港的包围渗透作用
    但是上述这种观察忽略了我所说的“另一个圈”的影响力量。
    确实，事实上，回收后，香港处於庞大的中央帝国的笼罩之下，在北京的间接统治和大陆体制与作风的强力渗透下，不变是不可能的。
    但是，应当看到，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也处於国际社会的包围之中，在国际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影响下，在共产主义失败的历史大格局下，在大陆内部敦促社会演变的力量作用下，它的变化也是大势所趋。除了目前已经在加速进行的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整合过程外，在政治和人权等领域的和平演化也是不可抗拒的。
    这样，我们看到了两个圈：
    一个圈是中国大陆，它象黑云压顶，从北面包抄香港，影响香港，控制香港，迫使香港与它同一化；
    而另一个圈则更大，即“圈外之圈”，也就是包抄中国大陆的全球主流社会，也包括台湾。它通过无所不在的信息传播与经济、政治、外交方式，在促使中国演变而与国际社会接轨，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即促使大陆与国际规范同一化。
    由於香港原来是高度国际化的，与国际主流社会是一体的。因此目前各自受到自己包围圈影响的香港与大陆，其演化方向是相反的：即香港逐步大陆化，而大陆逐步国际化(或大陆香港化)。各自逐渐走向对方，最后双方在某一点汇合。
    大家知道，香港人是渴望尽量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形态的，因为这涉及他们的基本利益和权利的得失；而北京当局也是也企图尽量保持自己的制度形态特别是政治制度形态的，因为这涉及到在位者垄断性权力的得失。
    但是，既然都不可避免将向对方靠拢，於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变成，香港与大陆将来的交汇点位置在何处，它取决于甚么？
    这其实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在演化竞赛过程中，谁演化的速度慢，谁就离自己的起点近，也就是能保持自身更多的权益。
    因此，双方正进行着一场“比慢”的竞赛，谁的定力强，谁更象蜗牛，谁就赢了。
   香港归后现状一瞥
    香港业已回归中国半年了。如果形式上进行评估，查看大陆和香港双方“演变”的纪录，显然，双方都有所变化，总体上，人们看到了一幅混杂交错的拉锯图景。
    在一般的表象上，香港似乎变得较快较多。这是因为香港的地位刚刚在半年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属於特殊的转折期。中国大陆则早就处於历史性的转折演变其中。首先是从1978年开始演变至1989年，中间停滞甚至倒退了两年多，後来又从1992年再行起步演变至今。因而在目前这一短暂时期中，双方的节奏有所不同是容易理解的。
    让我们极概略地扫描一下半年来双方演变的简单纪录。
    在政治和法律方面，香港的一些原有体制确已遭到部分损害。
    首先是中共一手操控的不合基本法的“临立会”地位的被强行确立，虽然它只有一年的寿命，但在此事的整个过程中，北京当局那种唯恐立法权力落入非“自己人”之手的心态已跃然而出。
    后来发生了几起典型的法律诉讼，人们注意到，辩方律师首先并未去讨论案情本身，而是首先质疑制定相关法律的“临立会”的合法地位。例如：1)关于紧急修订入境条例，遣返“小人蛇”和小移民，2)关于冻结劳工四项条例(削减劳工权益)等的诉讼都发生了类似情形。此外在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发生了悬挂“青天白日旗”风波......，以后此类事将层出不穷，“两制”与“港人治港”由於法律体制的冲突将遇到严重挑战。
    此外，关于第一次立法会选举方案，也比1995年的方式有所倒退。
    例如20名直选名额，从原来的每选区的单一票选制改变为比例代表制(即一个选区有三至五个名额)，从而将减少民主派的当选名额。
    另外如30名功能组别名额，在工商界、教育界、法律界、医务界......等各界，北京废除它所谓的彭定康的“变相直选”改革，从而使选举所涉及的基础范围大大收缩了。
    而其他10名立法会议员名额，那就是赤裸裸的由北京控制的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成员选出。
    如此修改过的选举办法，选举结果肯定不利於民主派，其当选人数将少于1995年。但即使如此，人们预估民主派仍将有十几名当选。
    重要的是，彭定康的政治遗产之一——香港政党政治的格局恐怕已经形成并不可逆转了。
    大陆方面如何呢？
    在国际大气候的推动下，在邓小平97年初去世后，北京在政治上虽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很不令人满意，但迫于大势，总算是地走了几步。如，十五大的“民主与法治”口号的出笼，江泽民访美，释放魏京生，乡村的村民选举自治等。此外，最近方觉等原中共中层甚至高层官员提出的“民主派的纲领意见”的出台，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在法律方面，通过修订法律，把原来意识形态很强的“反革命罪”取消，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原来屡被批判的“无罪推定”原则获得承认，“律师条例”出台，律师不再是国家干部，而是自由职业者，这将有助于其独立性的增加。
    在经济领域，原来估计不会有甚么变化。但是出乎意料，反而出现了险境。
    香港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由於特区政府强力维持港元的联系汇率，致使香港股市剧烈波动，总体呈大幅下降的趋势。由於这一事件，香港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了。
    大陆虽然由於金融市场并未向世界开放、同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因而歪打正着地侧身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外。但它的金融结构的问题并不比其他东亚国家小。同时，国企股份制改造这场攻坚战还敢不敢打，如何打，预后如何？一切都成了未定之天。所有这些基本问题，必将会产生某种“滞后效应”。
    回归前最不看好的香港传媒界，总体情况比人们预料的要好一些。这当然与国际社会全神贯注以及香港人的大力疾呼是有关系的。基本的变化是所谓“自律问题”，即传媒的自我约束。实际上，“自律”早在回归前就存在了，回归后并无显著的发展。另外就是北京利用经济手段的隐性控制。如中资广告的定向性使用以便操控传媒，以及对各不同传媒分配不等量中资广告的利诱分化的统战方式。另外，变化较小的原因还涉及到，北京对自己下手节奏快慢的利弊评估。因此估计香港传媒在回归后的近期和中期不会有戏剧性的倒退。
    反观中国大陆，虽然传媒一直是北京严密控制的领域。但经济交流的冲击，民间和知识界对信息的渴求导致的见缝插针的奋斗，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北京的控制网日益捉襟见肘，破绽百出，日益象是在进行一场必定失败的战争。譬如前些年知识界“重写民国史”的书籍的出版，今年来的几种书如《陈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和《心香泪酒祭吴宓》等的出版，最近方觉的“民主派纲领的意见”的公开散发，都是这种冲破文网的前兆。
    总括概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僵持拉锯进退并呈的复杂图景。所以，通过观察回归后半年来北京和香港“比慢”的纪录，现在还难以看出端倪。
    往下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北京的主观愿望和“两制”必然会遇到的法律冲突的矛盾，将通过什么方式解决？彭定康的遗产---香港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是否可能完全形成？
    让我们拭目以待。
   香港、大陆双方“比慢”的条件
    既然在这一过渡期香港与北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比慢”的竞赛——“和平演变”的“比慢”竞赛。那么，从总体和长程衡量，双方的条件和实力究竟如何呢？
    先检视一下不利于香港人的一些基本因素。
    首先，是由“一国”所确立的“中央——地方”型的垂直控制结构。香港处於“地方”这种被(中央)统治的地位。虽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口谕，然而其“治权”是被中央授予的，予取予夺，操于“中央”之手，缺乏根本的法律保障。
    其次，基本法规定，当对基本法的解释产生分歧时，在北京的全国人大具有的法律最後解释权。众所周知，大陆与香港具有完全不同的两套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大陆并非一个法治社会，而是人治社会。因而人大基本上仍是党的工具，因此只要党认为其统治权力处於危机时，它是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解释”摧毁香港的既存法治的。
    此外，由於长期以来北京对中国人历史记忆的筛选和控制，因此香港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族耻辱的象征符号。诚然，香港被割让给英国的确是中国的民族耻辱，然而，不应忘记，香港最後发展成为所有中国人社会中的一个最繁荣、最自由的社会，也的确既是在香港的中国人的光荣，也是管理香港的英国人及其制度的光荣。同时，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耻辱不仅有割让香港，也有在正常的年月被北京荒谬的政策导致饿死几千万人，也有57年中共迫害几十万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有长达十年文革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也有把坦克开上街头屠杀和平情愿的学生和平民......，这後面所举的一系列耻辱，北京都一直企图把它们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抹去。这种强制控制和筛选历史记忆产生的效果之一，就是大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残留，它使得不少大陆中国人把香港在名义上归属中国看得比香港人自身的福祉与自由还更重要。这当然是不利於香港人从北京手中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诚然，信息畅通，无疑是消解记忆控制削弱大中国民族主义有效的途径，但不幸的是，北京的政策至今仍很严厉，特别是北京对香港传媒仍禁止进口，其企图是使这种控制仍然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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