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回眸热土地
   
    太平洋彼岸的故国,一块沸腾的商战"热土".
    其实,这早已不是中国的第一次发"热"了.所谓"热"(fever),根本上就是本世纪中国人的存在状态,不必大惊小怪的.
    让我们从现在起,倒溯历史,呈现在眼前的是:经商热,毛泽东热,学运热,文化热,出国热,回城热,下乡热,武斗热,串联热,红卫兵热,大跃进热,反右热,大鸣大放热,亲苏热,反胡风热,三反五反热,镇反热,内战热,和谈热,新生活运动热,北伐热,军阀混战热,五四运动热,义和团热,变法热,洋务热,......如此等等. 各式各样的"热"几乎已填充了近百年中国的各个时段,因此,称中国的本世纪为"发烧的世纪"似乎也未尝不可.

    现在,从总体上,中国已进入了"革命退热期".无论对在朝和在野两方面,都是如此.但是,革命的后遗症仍在在皆是.而革命的"泻药"--商业活动--却幻化成了一元化的全民"经商热",即一种潜在革命狂热行为模式的不自觉外化,令人啼笑皆非.
    目前轮到"回国热"了.
    回国热与经商热当然是互为表里的.当下中国商机四伏,钱潮滚滚,只有智商不足者才想不到回去弄潮淘金玩玩.因此登机返乡者,络驿于途.
    顿时,红眼病在我辈之中痛苦地泛滥开来了.
    然而,红眼病患归患,起码的一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你不是那块料,就安于自己的本分吧,别去想天鹅肉了.况且,倘要归国,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目前能否从事你的本行?就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艺术创作而言,前景之不美妙已骇人听闻.是否有必要再去增加一个实例呢. 无可奈何,唯一的出路是:继续飘荡,随遇而安.自我放逐的族群由是依然故我,无动于衷.且并未减弱其浩荡的势头.
    当然,公平地说,这一族群的出现也不纯粹是出于被迫,从根本上说,仍是对生命方式的自我选择.对于一个高热的环境,如果陷身其中而不具备超凡的力量,是无法确立自我的.因为,所谓"热",就是丧失自我,就是被某种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大众化的浪潮所裹胁,所淹没,即消泯独特的个性和创意.
    这就需要隔离的智慧,离开那一片"火热的生活"：自我放逐,远隔喧嚣尘缘;逍遥海内,游于精神之境;放浪形骸,遁入九天之外;率性所为,寻找生命之旨;松弛性灵,聆听自我之声.
    无庸讳言,笔者异常尊重甚至嫉妒那些在商业中纵横驰骋的天才.他们作为中国的"当代英雄",将进入历史,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并非所有人都赋有此类天才;同时,一个正常的社会也不需要所有成员都去经商.倘若那样,岂不畸形且滑稽?
    人生的最大智慧之一,就是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这当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这还不是最核心的关键;关键是必须自己去找,而不是随波逐流,与众意共起伏.只有自己独立地追寻,在冥冥的上苍的安排下,社会才可能各得其所,各就各位;呈现出五彩缤纷绚烂的景观,从而多元迸发,创意迭迭.否则,将难以避免一个单调一元社会的重返.
    因此,在某些时刻,经过独立判断,作出自我放逐的选择--离开无所不包的政权体系或逃离席卷社会的热潮--乃是对自我人格的尊重.
    事实上,这种自我放逐一直就存在,只是今天愈演愈烈罢了.
   
   甘避富秦流大洋
   
    自1949年以来,经过1962年(逃港潮),再经1979年开门,特别是1989年事变以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流亡时期.从广义上来说,台湾和香港这两个与大陆不同的中国文化变体,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流亡的产物;而1989年之后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迅速扩张,则标示着某种新的海外中国文化群体的出现.
    这是一种在地理上隔离的中国文化的重建过程,它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中国文化的不同形态的变体.而这些变体对于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大陆的互动关系,已经日益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了.典型的例证是,人们已确认,如果1949年解放军渡海成功,攻下台湾;同时强行收回香港,则今日之中国之悲剧真不堪设想.这就是说,台、港和大陆的鼎足而三,相互竞争的这一格局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形态,已经和将要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连邓小平也是承认的,他所谓要造十个香港的大话就是明证.
    因此,与北京的几位少壮要员的"中国大陆是全体中国人唯一的家园"豪言壮语不同,事实上,中国大陆之外的不少风水宝地现在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家园.花果飘零的炎黄后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独立繁衍生息,逐步壮大扩展,已成为赋有中华文化特征的族群社会,并开始发射出自己的影响力了.因此,有意义的命题应为,"只有台港与海外中国人的存在与影响日益显赫与强大,大陆中国人的生存才可能日益改善."
    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之外的力量.历史证明,没有这种社会之外的力量,靠中国内部的力量互动消长,由于一种强大的趋同化惯性,社会便不断地复制自己的历史,不断地恶性循环,走不出那个宿命的历史死胡同.
    近代史还表明,这种社会之外的力量,倘若是由熟悉该社会的成员构成,而非仅仅是外国人族群,其影响力将更为深远.鲁迅曾言,由于从旧营垒出来,往往能击中要害.自是深有体验之论.
    鉴于此,自我放逐的中国人的存在,对于母国同胞而言,并非是六合之外、毫无关联的.其所以相关的原因,举其荦荦大者,计有:
    首先,由于大陆之外中国人的社会和群落的存在,它们与大陆之间就必定产生经济、政治和文化学术方面的交流和竞争,产生某种制衡、比较和示范效应,从根本上说,这种效应对大陆的影响是正面的.
    其次,现代流亡海外的中国人与历史上(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流亡者有很大的不同,如余英时先生曾指出的,早先中国人到南洋的流亡,是一个非政治化(depolitical)的过程,而今天的流亡者则有相当的政治原因和诉求;当初的流亡者,大多是做生意或是劳工,今天的,则多是去留学或交流,或是政权整体流亡,多是知识精英或权力精英,与过去的流亡者文化素质相差很大;当初的流亡地,是南洋等不发达地区,今天的人们,则涌向现代性强的发达国家;当年资讯和交通极不发达,如今则是"地球村",交流快捷.因此,历史上的放洋者与当今的海外中国人群体,在对故国的影响上,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无论是在政治剿灭文化的毛时代,还是如今商潮淹没一切的邓时代,海外中国人社会和群落的存在,对于保存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致文化)的命脉,对于它的存亡继绝,乃至发扬光大,意义显然十分重大.
    第四,历史表明,中国统治者的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是,对于本国子民,或颐指气使,或爱理不理,甚至,残民以逞,视为家奴.但是,一旦你不属他管辖,成了外国公民,你就成朋友了,他们毕恭毕敬,唯恐不周,那付前踞后恭的神态,直令人喷饭.因此,要爱中国,必须先变成一个非中国人.只有通过自我放逐,变成外人,你的话才有人听,你的压力才起作用.这种"曲线救国论"虽然荒诞,却是痛苦的事实.
    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放逐这一选择及其潮流的日益汹涌,也是对一种广泛流行的的对中国人的观察的回应.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无非是"填肚动物",其人权就是"充饥权"而已.然而,在大陆"钱潮滚滚"填肚不难的今天,自我放逐潮仍旧浩荡,静静西流,它针对此类对中国人智商和尊严的污辱.无声无怒无气,仅仅掷一白眼.
    于此,我们不难获知,即使是对整体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而言,自我放逐的中国人社会和群落的存在,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自有其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点.
    笔者常在做一个梦:中国人的选择空间空前拓展,价值取向和生存方式日益丰富瑰丽,千人千面,我行我素,各得其所,多彩多姿.则中国人的原创性将获得充分发挥,而全社会一哄而起的"热"将消解于无形.届时,个人性的悲剧或将继续存在,但社会整体性的大惨剧将不复重演了.这一梦想虽然并不辉煌,却是可能的.而坚持自己选择权利的人,如自我放逐者,就是这一梦乡的追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