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中共精神的“道成肉身”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年。
    一提到周恩来，莫名其妙，我的脑海中立即闪现出如下两个镜头：
    第一个镜头：江泽民，哈佛演讲。一句对“六四”问题的不着边际的回答，引发海外一场“智力游戏”竞赛。猜谜者众，天下大哗，......。於是，电视出现了外交部长钱其琛，“解释澄清”曰：江主席所说的“缺点错误”乃“一般性陈述”并非指“六四”事件。......\简 云云云云 。钱氏神态自若，语调平稳，滴水不漏。然而却一派空话，“标准”答案，官式语法。此时，不知为怎么，在恍惚之中，我突然看到了周恩来那张熟悉的面孔，如一个巨大的幽灵，在钱氏的头上闪过。
   
    第二个镜头： 在一部老旧发黄的记录影片中，我看到早年周恩来在任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演讲：手无讲稿，风姿焕发，雄辩滔滔，竟然与我们後来在电视中所见的形象判若两人！人们熟悉的中共建政后的周恩来演说，总是逐字逐句，照念讲稿，神情萧索，几无手势，绝不越雷池一步。“此周”与“彼周”，差距岂止十万八千里！
    何以至此？
    不难想象，长期艰难的夺取政权过程，无休止的内部“残酷斗争”，严酷的组织纪律约束，犹如在火中烧烤，这样一种长年累月的常规性的“修理、打磨”，其结果，就是磨掉组织内每个人的棱角，打掉他们的个性。仅当一个人无思无虑机械地与机器同步运转，其身心与这部机器融为一体时，才能逐步适应这个“绞肉机”而幸存下来。而不能经受这一残酷过程者，则被“机器”无情碾碎，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一句话，在这一过程中，“自我”消失了。
    而周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体制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中共政权作为一个密不透风的统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周恩来相关的。终其一生，周与中共的历史相伴随。某种意义上，周与中共体制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周是把共产意识形态制度化、具体化、可操作化的核心人物，是该体制的符号。这里的“体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情报、特务等各个领域，集中表现在组织和宣传两方面。中共的大小事务，周事必躬亲。这一套体制，包括整本的基本规范，从语言到行为方式乃至细节，从内政到外交，甚至到《人民日报》中共要人的排名顺序、头版的版面安排，外交内政的所谓“内外有别”的处理，重要情报特工人员的臻选，到共式“官腔”整套系统，无不与周息息相关。
    毛泽东虽然更是中共思想和体制的原创者，特别是其基本思想和大战略的制定者。但他是“通天教主”，他高于该体制。在某些时候，他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超越该体制，甚至偶尔(如文革)异想天开地企图打碎自己缔造的体制而再行重建。也就是说，毛是中共唯一可以不受体制约束而享有一定自由度的人，是唯一可以有一点自己个性的人。(但即使是毛，他的恣意妄为仍然被惯性巨大的体制扳回了原轨道。)
    但是，如果没有周，毛就不成其为毛。周与毛具有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毛的胡作非为是以周(为其揩屁股)的官僚体系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周恩来，毛不可能横行霸道这么久，中共政权不会延续到今天。他们两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互相依赖，互相猜忌，互相仇视。
    因此，当有人称周恩来是“圣人”时，我想说，是的，对中共，周确实是“圣人”；但对中国，他却是罪人。
    无庸置疑，中共体制化的精髓和典范，非周恩来莫属。
    人们看到，作为在上述残酷历史过程中存活下来的出类拔萃者和最高典型，周恩来，当年一个活生生的风姿焕发的人是如何被“规范化”和“驯化”为一架四平八稳的机器的。就个人而言，他彻底泯灭了自己的个性，完全交出了“自我”。这一历史过程，也就是个体、个性、隐私、个人利益......丧失合法性的过程。从此，党性取代了人性，组织性取代了个体性。纪律性取代了独立性。在拱手献出“自我”之後，周恩来已经成为中共体制化的符号。
    斯大林曾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起先我一直未曾想通，何谓“特殊材料”？後来才恍然大悟，所谓“特殊材料”者，非“血肉之躯”也，不是人也！这就是说，组织成员一定要弃绝人性，放弃人的七情六欲和个体尊严，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变成体制的“齿轮与螺丝钉”。人性少一分，“党性”就多一分。完全非人，则修成“正果”——纯粹党员。原来，“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中共这种体制的可怕及其力量，正在于这种整齐划一性和众口一词性。换句话说，即使该体制中个别因素偶尔出轨，但体制性的力量也会把它“矫正”回来的。就象第一个镜头所呈现的，即使没有钱其琛，也会有张其琛、李其琛出来说出同样一套滴水不漏的官式“社论语言”，从而填补漏洞，化险为夷。试想想，当千千万万的人变成了千千万万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喇叭，都成了同样的“党的喉舌”，口吐“社论语言”，无懈可击，那是何等排山倒海的景观！它们对于外在世界的任何反应——语言的和行动的，都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都有“标准答案”。千人一面，万口同声，对应准确，丝丝入扣，“太阳底下绝无新事物”。倘如此，则这个世界将变得何等无聊何等可怖！
    周恩来的遗产，若发展到极致，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神奇的新世界”。而类似钱其琛这样的大批中共官员，正是周恩来的制度性传人。
   
    因此，周恩来现象，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共式的“道成肉身”现象。
    中共的意识形态之“道”，已经具体化为周恩来这个“肉身”了。不过，此“道”非种种彼“道”也。证诸中国这半世纪来的巨大灾难，中共之“道”，已被历史判决为“邪道”——祸国殃民的“邪门歪道”，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中共统治史，铁板钉钉，血腥事实俱在，已不容争辩了。
    在这点上，周恩来是无法回避历史审判的。
   
    二、毛的“法家权术”和周的“儒家政治”辨
   
    文革後期，中国曾发生过一次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人们还记得，在毛的支持下，毛妻江青等组织人马在全国“评法批儒”，“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矛头直指周恩来。
    这使人联想到一个广泛流传的看法：如果从中国传统的脉络来观察中共领袖，可以认为，毛泽东相信并娴熟地运用了“法家权术”，而周恩来则是“儒家政治传统”的代表。而毛周临终前，毛发动的“儒法斗争”，则是双方政治路线的总摊牌。(虽然由於二人的迅速去世因而该斗法无疾而终，但邓时代继承的确实是周的衣钵。)
    在某种意义上，上述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毛本人也从不讳言他对法家与秦始皇的青睐。
    周恩来出身没落官宦世家，从外表及其行为方式看，他温和中庸，理性实际；行为举止，中规中矩；人情练达，颇为世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谦君子，克己奉公，注重修身，礼节周到；谨守“君臣”名份，愚忠当代“皇上”，道德形象，无懈可击。
    毛泽东则出身农家，性好浪漫，天马行空，不拘小节，不守礼法；残忍专横，为达一己的乌托邦目标，不惜饿殍遍野，白骨成山。
    在这种理解下，有论者提出了所谓马列主义在中共的“儒家化”问题。其理论形态是由刘少奇等完成的，而在实践上，则是由周恩来表现的。
    在这种理解下，似乎也可以把毛周的区别类比于中国历史上的“霸道”与“王道”的区别。
    然而，正如不少史家所指出的，中国历史自汉以来，其统治者的统治术几乎都是“儒表法里”而“霸王道杂之”的，纯粹的儒家或纯粹的王道是不存在于庙堂的。而事实上，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毛、周也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虽然，二人所表现出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共享有“儒表法里”而“霸王道杂之”的统治传统则是无疑的。不过，由於有共产主义这一现代乌托邦作为旗帜，毛王朝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造成的灾难是没有任何皇帝能望其项背的。
    此外，若指周为儒家，还有一个根本的困难。它忘记了儒家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抗议精神，忘记了儒门的“死谏”传统。如果把在暴政面前的“烂好人”式的“乡愿”和“愚忠”当成儒家，则最多不过是“俗儒”而已，岂可与“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的真儒相提并论！
    还有，若称周奉行“王道”政治，则何以解释其早年亲手对中共的叛逆顾顺章全家老小和佣人处以满门灭口的“顾顺章事件”？
    诚然，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中国民众对周曾寄予高度同情。应当承认那是周恩来一生的巅峰成就，然而这一成就是对照毛泽东才出现的。若仔细考察当时的恐怖环境与民情，实际上，其中蕴涵的反毛情绪恐怕更重得多。周是作为替代毛的政治符号而被启用的，是作为毛的竞争性对立形象而出现的，由於不可能直接反毛，因而颂周就成了反毛的基本方式。不容否认，“两害相权取其轻”，周式的官僚体系的专政仍比毛式的血腥暴民专政好许多。前者与历史和现实的一般专制相差不大，而後者则是全权主义的，任何人“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
   
   
    注： 本文借用“道成肉身”一语，纯粹基於行文用词的方便，与基督教的原意完全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