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从放逐魏京生看北京的政策动向

从放逐魏京生看北京的政策动向

    魏京生先生因治病而被放逐来美后不久，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透视》专题节目里，本刊主编胡平先生和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应邀与该节目主持人陈奎德先生一起，从中共统治方式变迁和政策走向的角度，座谈了此事所蕴涵的意义。以下是该座谈内容的概要)}
   ㈠人质外交走向模式化？
    公元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系狱十八年的魏京生，突然出狱，登机赴美，入院治疗，飞抵纽约，频见记者，赢获颁奖，会晤总统......，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一阵媒体发热。
    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人群体，对此消息的反应大体上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所喜者自然是基於人道立场的考虑，对於魏京生本人而言，出国总比在狱中继续受苦受病且得不到有效治疗好。此外，对於北京与国际压力的互动而言，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因应国际压力总算有所反应有所缓和，无论如何，也是一项正面发展。
    所忧者则是，经过北京仔细考量的流放魏京生一事，会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中共人质外交的目的，甚至可能使人质外交走向模式化。
    无疑，北京的算盘是打得很精的：
    鉴于魏京生事件的象征意义和典型性，放魏将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压力，改善北京的国际形象，也算对柯林顿的要求有了回应，从而有助于北京从国际社会获得政治与经济利益。
    北京试图通过放人出国，磨损魏京生的道德形象，减弱其号召力，从而消除魏京生在国内的影响和凝聚作用，巩固中共在国内的权力。

   1. 在“捉放魏”的背後

    然而，为何这次是流放魏京生，而不是王丹或其他众多的良心犯？其中北京显然是有其特殊考虑的。
    刘青认为，此事应算是柯林顿与江泽民高峰会谈的一项不成文交易。对救援魏京生，美国政府除了一般的道义责任外，还负有特殊的直接的道义责任。众所周知，一九九四年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先生访华，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之前，首先主动约见了魏京生先生，仔细地征求了魏先生的意见。北京当局得知此事后，恼羞成怒，加以申请主办2000年奥运会未能成功，因而在夏塔克见魏几天后，迅速重新秘密拘押了魏京生。可以说，这次拘押是夏魏会谈的直接结果，美国政府对此是知情且有歉意的。因此，在与北京打交道的时候，美方屡屡提出释放魏京生的要求，这次柯江会谈更是如此。
    胡平则指出，这几年来，由於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海外社团的提名，魏京生年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近一二年甚至相当热门，这对北京政权显然是一个很大威胁。据传江的一个幕僚曾进言说，若长期让魏京生留在狱中，总有一天诺贝尔奖要被他拿到。为了防止这一“中共恶梦”的实现，唯一的办法是赶紧放人。
    陈奎德对江泽民的算盘有如下解读：不难理解，在邓死後，江泽民为建立自己独立的施政形象，需要急於摆脱邓的包袱。实际上，一九九五年对魏京生判的十四年刑期，除了对申请主办奥运失败对美国的报复外，另一方面也是江泽民向邓小平示忠，是表态性的。重判魏是判给邓看的。因为邓对魏京生，如所共知，除了“公仇”，亦有“私恨”。邓对他是多次放话点名的。但是在邓去世后，江泽民完全已经没有必要替邓背这一“包袱”了。而且，从宗教史和政治史都可以看出，信仰者为其信念所受的苦难之大小，是与其道德感召力和领导魅力成正比的。魏京生系狱愈久，中共实际上为他积累的政治资源就越丰厚，他作为“民主殉难者”的形象感召力就越大。因此，对江而言，摆脱这一对他来说是梦餍式的前景是合乎逻辑的。
   2. 是否有后续效应？
    人们当然不止是孤立地关注这一单个事件，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大陆整体的人权状况。即是说，人们想了解的是，魏京生保外就医放逐来美一事的处理方式，是一次偶然性事件还是人权政策(逐渐缓和)转向的先兆？是一次性交易还是具有判例性的预后的意义？照目前的趋势和传闻，是否有形成某种固定模式的兆头？
    刘青的判断是，魏京生的被放逐，基本上仍是一件个别性事件，它并不表明中共人权政策的缓和，不可因此事而预估一个较为宽松时期的来临。
    胡平亦认为它当然不是象法律上的“判例”一样具有严格的示范效果，北京将来处理此类事情，仍然要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得失甑别处理。然而既然有类似情况，如果将来其他一些政治犯如王丹等人受到相似的处理，我们也绝不会奇怪的。
    其实，紧接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後的大批逮捕关押异议份子的浪潮过後不久，中共迫于国际舆论和经济制裁的压力，从九一年开始，已开始采纳佞臣何新向中共高层上的政策奏折建议，竭力设法把异议份子流放出国，并以此作为换取来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条件。陈奎德指出，後来，以对王军涛等人的处理开始，这种“保外就医”的方式就愈来愈频繁地演出。北京认为施行此类人质外交手段，如前所述，既“安内”又“息外”，可以一石数鸟。他们设想的“锦绣前景”是：在把异议份子流放出国后，所有国人中的反抗者和头脑复杂者都变成了“化外之民”，因此，中国将成为一个清一色的顺民国度，“天下从此太平矣”！
    但是，这一“锦囊妙计”的漏洞在於，献计者完全忘记了中共的极权制度正是一只不断地下“金蛋”的母鸡。所生出的“金蛋”，就是“异议份子”或“民主运动人士”。只要制度未变，无论取走多少“金蛋”，“金蛋”仍然会源源不绝地再生产出来的。此所谓“不平则鸣”，基本人性是也。
    当然，如前所述，北京急功近利，苟且偷安，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因而目前北京仍认为流放异议份子是一箭数雕之举，既然如此，则某种类似性的后续动作自然是可以预期的。当然，为了顾及“面子”，北京可能会采取某些略有差异的措施，或事前放人，或事後流放；或“保外就医”，或“居住监管”；......如此等等。因此，虽然不能说这种流放已经形成了稳固的“政策性惯例”，但其中依稀还是有某种脉络可循的。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3. “流放”：对付反抗运动的一个最後阶段
    以“流放”为主的统治术，究竟意味着甚么，是统治者的自信还是虚弱？陈奎德特别把流放作为专制政权对付反抗运动的一个阶段，放到其统治史中去考察。
    一般来说，历史的考察告诉我们，现代专制政权或极权政府镇压反抗者的手法，大体上呈现如下的变迁顺序：公开杀戮——暗杀(或秘密处决)——关押——流放。
    开初，在政权上升时期，独裁统治者依恃着较大量群众支持和意识形态的自信，对反抗者的镇压手段是很残酷血腥公开的。(前苏联斯大林大量消灭富农时期，中共的镇反肃反及文革开始时的杀人吃人时期等)
    之後，统治渐显败象，社会的怀疑增长，先知先觉者起而揭露，镇压的方式演变为严厉控制新思想和声音，采取暗杀或秘密处决以消音的手法。他们自感在道义上已开始居于下风。(如苏联斯大林秘密处决军事将领、暗杀基洛夫和其他政敌，中共秘密处决思想者遇罗克、王申酉等人，中国当局在四八、四九年左右威权统治时的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事件)
    再后，鉴于杀人恐激起更大反抗并迫于国际压力，统治者退而以逮捕和监禁反抗者为主要镇压手段。(如前苏联五、六十年代“古拉格群岛”极盛期，中共在“六四”后和九一年之前的大搜捕和监禁，台湾对付自由中国运动的六十年代“绿岛”囚禁时代等)
    最後，则是道义力量彻底丧失，统治力愈益衰落，完全呈现守势，不得已而采取“流放”为对付反对派的主要手段。(最典型的是七十年代前苏联流放“异议份子”的大风潮：譬如流放萨哈洛夫去边陲、驱赶索尔仁尼琴出国门；以及台湾对异议份子或台独人士如彭明敏、许信良、施明德等被流放异国；最大规模的，则是当前中共对众多异议份子的流放了)。
    胡平也认为，考诸“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流放”是作为共产政权对付反抗运动的最後一个阶段而出现在历史上的。而且它常常标志着极权政府由攻势转入守势，在国内外失去任何道义力量时采取的防守性措施。它反映了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全面崩溃，标志着其统治手法从攻势转向守势。事实上，前苏联实行流放政策就是其政权道义衰落的反映和最後崩溃的先声。至於说到流放的效果，胡平指出，鉴于被流放者的个人素质不同，以及各国政治生态的差异，被流放者最後的政治命运是各各不同的。如有的人後来成了本土反对运动的领袖人物(如许信良、施明德)，有的则成为国际人权运动的精神象征(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洛夫)，有的则深怀故国，著述不已，成为故国传统精神文化和民族主义的守护者(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等等，很难一概而论。
    刘青指出，对统治者来说，流放虽然能得逞于一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被流放的祗是极少数，大量的各种不同思想的人士仍将留在国内，是不可能放逐乾净的。再说，正如前面指出的，由於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具有一种产生异议人士的机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绝对不可能使偌大一个中国彻底鸦雀无声。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革制度为保障每个公民思想、言论和归国权利的宪政体制，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中国的反对运动和异议份子应当如何因应？
   4.“人质外交”对中共当局形象的负面作用
    当年苏共流放和驱赶萨哈洛夫和索尔仁尼琴时，陈奎德记得自己心中就曾联想到，何时中共也“进化”到这一步呢？并暗自推算这一过程大体需要多少年。二十年后，中共终於大规模地重蹈覆辙，步了苏共的后尘。虽然这比他当年推算的来得晚了一点，但仍然证实了极权国家统治手法大体相似的“四部曲”。
    大概是吸取了先辈的经验教训吧，中共玩“捉放”不同政见者游戏的技巧似乎比当年的苏共更纯熟了，并且因为他们比当年苏共多了一个(经济市场)的大诱饵，因此在西方大国软弱的人权呼吁面前，更显得予取予求，莫我予毒。
    但是，北京自以为得计的“人质外交”行径，究其实质，无非是以本国公民做人质去勒索国际社会，通过放逐本国公民出国而从西方国家索取自己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并消除国内政局隐患。
    这种行为倘偶一为之，也许可视为对国际社会外部压力的正面回应，尚不会导致人们深思其实质。但是多次重复故伎，恐怕就大谬不然了。因为人质作为筹码，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源源不断地再生产。这就意味着不断逮捕异议人士，以储存作为筹码。即通过：捉——勒索——放——再捉——再勒索——再放.......这种人质的循环再生产来获取政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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