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
   
   邓的“阿里斯之踵”
   

    观察中国大陆的人们几乎众口一词,指出中国社会目前惊人的非意识形态化现象:官方教条被撂在一边,无人理睬,甚至被人恣意嘲弄,“王朔现象”、全民经商潮、“太子党宣言”,......诸怪象种种，都是典型象征。
    有人因此断言，意识形态在中国业已寿终正寝。
    现状果真令人如此乐观吗?恐怕未必。让我们考虑如下几桩事实。
    中共元老陈云最近对那些控诉现当政者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左派们说，我还没有说话呢。 而另一元老宋任穷则直接上书中央，直斥当前的经济改革已走向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地下总指挥邓力群则以中国历史协会为据点，磨刀霍霍，蠢蠢欲动，随时准备挑起意识形态争论，借以东山再起。
    更为微妙的是，以“不问姓社姓资”为旗帜，卷起当下中国经济狂潮的始作俑者邓小平，对于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挑战，只能祭出“不争论”这道免战牌，被动回应。而邓在1993年5月告诉江泽民，从现在起，任何人若想散布意识形态之争的分裂种子，此人必须下台。邓并指出，在他死后，中共官员若能继续推动经济发展计划，并避免意识形态之争，将是中共最大的福祉。
    很明显，中共党内，在意识形态方面，邓是处于守势。他的“不争论”，并非有人所说的是什么绝妙发明，而是不得已的无奈选择。
    原因很简单，中共以意识形态立党立国，意识形态是其统治合法性的公开基础。只要它还叫共产党，它就得挂这块意识形态招牌。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必须用反意识形态的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马列)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意识形态只能做，不能说。这就是“不争论“的奥秘。也是邓在党内的意识形态战线上只能处于守势的根本原因，同时还是他对他本人去世后可能爆发意识形态之争而忧心忡忡的关键因素。
    简言之，所谓“不争论”，恰好是邓的“阿里斯之踵”，是其最薄弱的环节。
    即使从现实政治力量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在中共内部仍有相当大的力量。这是因为，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与其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利益集团。如党的高层内，分管宣传、组织和监察等系统的党工集团以及各级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官员和教员。在这十几年意识形态衰落的改革开放中，与分管经济和行政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捞到什么油水，而其特权与地位却急剧削弱，江河日下。这种失落感使他们本能地意识到马列毛式意识形态和制度同他们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假、大、空的官式教条已变成他们的实实在在的钢铁饭碗了。由于有如此现实而广泛的利益交织在意识形态之中，因此，它的政治能量就相当可怕，而邓小平又仍然维持了原有意识形态作为党的外壳，这就给了上述政治力量以尚方宝剑，使之站到了攻势的地位。
    只要邓不公开放弃意识形态这张最后的皮，上述攻守之态势就是无法改变的。而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类似六四之后那种意识形态大回潮并非是绝无可能的
   
   中共的当务之急
   
    邓有没有途径来摆脱这一基本困境呢?
    有的。就是再次起用他夺华国锋的权时用过的“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把“实践标准”用在意识形态本身上。也就是说，与马列毛意识形态公开决裂。
    这实质上是从根本上为这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奠立合法性，也是从根本上避免这些年的来回振荡，左右摇摆的不二法们。
    要言之，公开放弃马列毛意识形态，正是中共的当务之急。而且，无论就必要性还是可能性而言，目前又是最好的历史机会。
    从国际情势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败，仅存的共产国家最终将退出历史，这已是瞎子也能看见的前景了。而无论东西南北，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鼓励中国的非意识形态化，即和平演化。既无外敌，更无国际意识形态霸主国横加干预的危险，而只有推动你放弃教条的外邦，是一个极佳的国际环境。
    从国内状况看，目前，也正是绝好的时机。放眼中国大陆，经济起飞尚未中止，邓氏热潮远未退烧，社会对左派教条的蔑视和鄙视已达极点。除了前述的党内特殊利益集团，几乎整个社会都对意识形态教条深怀反感，乃至不予理睬。大部分中国人都从近十几年淡化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中得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这是邓氏政治合法性在中国社会的基础，即党外合法性。它与其在党内的合法性是不同的。前者是非意识形态化的，而后者则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
    邓的唯一摆脱困境的出路在用党外的合法性来制衡乃至取代党内的合法性。邓若能因势利导，效法蒋经国晚年的魄力，利用自己在军队和党内的最后权威，痛下决心，毅然扬弃未能通过中国实践检验的共产教条，一了百了，既可防止其身后的意识形态回潮，又造福于后代子孙，同时排除了大陆与台、港中华经济圈进行整合的最大障碍。于己于国，可谓功莫大焉。
    如果邓氏还有思维能力的话，何去何从，是值得他三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