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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未来的缩影 中国大陆这十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以至被很多人拿来同二十多年前的亚洲“四小龙”作类比。但是,大多数观察家没有注意到的是,中国大陆与二十多年前的“四小龙”相较,有两点最大的不同,其一,是中国仍有(共产)意识形态的历史包袱,而四小龙没有;其二,是四小龙高度重视教育,教育普及率很高,而中国大陆则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这些年里,教育的危机却愈演愈烈了。 今年二月,美国总统柯林顿发表国情咨文,声称自己要当一位“教育总统”,把教育放到了他第二届施政的首位,体现出了经过精心考量的战略眼光。其实,不需要特别高明的智慧也能看出,在将来各国激烈的竞争中,其成败利钝,在很大程度上,只要考察现在各国的学校状况和学生素质,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所占比例,就大体上能看出端倪了。 有鉴于此,本文将讨论中国大陆的教育界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现状、与世界的差距及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二、中共教育史一瞥 首先我们必须简要回顾一下1949年以来大陆教育走过的曲折道路。人们注意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自从中共当政至1978年为止,中国大陆的教育事业一直未能得到正常发展。何以至此?为什么北京政府长期未能置教育于优先地位?比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既有与之共同的原因,也有自己特殊的问题。 首先,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大陆有其忽视教育事业的通例,其共同原因在于: (1) 革命后的政权总是寻求能短期收效的政绩,以期迅速收揽人心,稳定政局。而教育,作为“百年树人”事业,恰恰不是短期所能收效的,因而被束之高阁。 (2) 在教育领域中,比较而言,大众义务教育又是最不易见效的。牺牲大众教育,集中财力于“精英”教育,也是这些国家的常规。其中,同时还包括了通过“精英”教育培养统治阶层后裔的政治动机。 但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缺乏远见之处在于,由于牺牲了成功的普及教育这一重要的稳定因素,因而造成持续性的政治动乱,从而使他们自己付出了很高的统治成本。并且,经济建设也因缺乏高素质人才接班而后继乏力。 其次,人们也看到,除了上述第三世界国家的通例外,作为特例,中共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大陆教育的影响恐怕更为严重。 (1) 首先,作为大陆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的农民乌托邦的色彩。他反复强调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由于早年的经历使他对现代教育系统和知识分子有难以掩饰的仇视和蔑视。 (2) 共产主义教育固有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教合一,党化教育,党委治校,政府控制的单一办学体制,使中国大陆的教育染上了很深的意识形态色彩。 (3) 封闭社会的愚民主义根性,与国际教育体系的隔绝。 由于上述“通例”和“特例”的叠加,中国大陆的教育事业,在1949年后,偏离了本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轨道,步入了一段非常时期。这一历史性中断,使将近两代人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其主要的特征,是教育受到政治运动之连续性的干扰,影响既深且烈。 自1949年以来至今,中国大陆的教育业大体可划分为如下八个阶段: 1.院系调整 建政不久,中共就按照苏联的模式介入教育界。最重要的是,1952年对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它打乱了原有的教育格局,效法苏联的工具主义结构,取消国际通行的一些专业,如 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企业管理专业等等,影响更严重的,是把过去素负盛名的一些综合性大学,通过改变和兼并,弄成了分科很细的纯粹工科院校,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其目标是扼杀具有广阔视野且能独立思考、富有怀疑精神兼具全面知识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使学生成为只知道狭隘专业的“技术文盲”。其后遗症,至今仍能明显感觉到。 2. 反右的冲击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派运动”,55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变成“贱民”,其中大学是“重灾区”。如被毛泽东点名北大校长马寅初及著名“六教授”:钱伟长(清华副校长)、曾昭抡(高教部副部长)、费孝通(中央民院副院长)、陶大镛(北师大教授)、吴景超(人大教授)和黄药眠(北师大教授)等。尤其残酷的是把年轻的学生打成“右派”,如,仅在北大就划了800名学生右派!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教育领域,被整肃者,都是一代顶尖的民族精华!他们从此进入地狱,被葬送了一辈子。 3. 1958--1961年的教育革命 以“大跃进”为左倾旗帜,毛泽东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中共在教育界颁布《高教60条》,实行党委挂帅,进行教材改革,以零碎的具体技能代替系统的基础知识,并在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即以家庭出身和政治忠诚度而不是学业成绩作为录取和评判学生的标准,实施政治歧视,教育界进一步左倾化。 4. 1962--1964年 ,强调又红又专的调整回潮时期 大跃进失败,大饥荒降临。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实际主政,中共部分返还常识,在教育界提出“又红又专”的口号,以代替空头政治冲击一切的极左政策;学校开始重视智育,社会上开始有了一点非说教的文化艺术,中国人获得了昙花一现的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 5. 1964--1966年, 深入贯彻阶级路线的文革准备期 毛泽东在林彪配合下部署反击,在学校“深入贯彻阶级路线”,大肆宣传“反修防修”,“全国学解放军”,教育界高度意识形态化,政治气氛压抑而沉闷,“山雨欲来风满楼”。 6. 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废除高考揭开序幕的。继而大学停办,“革文化的命”,全国整肃异己,“全面内战”,随着在校学生上山下乡,教育被彻底摧毁。 7. 1978--1989年的改革开放时期 这是教育界与国际接轨的时期。该时期是以恢复高考,大批中断十年学业的青年蜂拥进入大学而揭开帷幕的。邓小平自称要当科技和教育战线的“后勤部长”,并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所谓“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教育界逐步实施一系列意识形态淡化的措施。譬如,校长负责制的尝试,与国际社会相衔接的学衔制的第一次建立,学分制的引入以及大学生不包分配的尝试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开放留学政策,它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第二波最大的留学浪潮,导致了中国与国际社会更加紧密的联系,考虑到留学生将来在大陆的可能角色,其影响可能相当深远。 8. 1989年--现在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从教育界萌发并以教育界为基本舞台展开的,后来扩展到了全社会。它实际上是教育“面向世界”的逻辑后果。但由于它质疑到北京当局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导致高层的惊恐并因而受到残酷镇压。之后,有一段向毛泽东时代倾斜的整顿倒退时期,例如,当局重弹“反和平演变”的老调并加紧思想控制,再次强调党委领导,停止校长负责制,并在北大和复旦的新生中实行一年的军训......等等。但是,由于这些举措已导致邓本人的经济改革停滞乃至中断,且受到广泛抵制,因此在“邓南巡”后教育逐步复苏开始返回前十年的轨道,但是商业化的色彩更加浓厚,短期行为泛滥,教育获得的地区差异愈益扩大了。 三、现状及前瞻 由于前述大陆教育事业所受到的严重冲击和折腾,作为其历史后果,中国教育的当下状况不容乐观,有些方面甚至是触目惊心。 义务教育现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陆义务教育的情况。 义务教育对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义务教育实施最彻底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典型。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且成功的义务教育是保障其经济增长的另一类例证。 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义务教育的发展受到意识形态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到文化革命期间,几乎濒于消亡。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新政后,当局起而挽救,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的法规,如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1992年的《义务教育执行法》。但这一努力由于“六四”事件的影响而蒙受挫折。 (1)教育获得 作为对教育全过程的测量(教育的输入、进展和输出),教育的获得是最重要的有关教育程度状况的指标。在该指标上,中国大陆令人吃惊地落后: 在教育输出方面,文盲率达30%,文盲和半文盲达50%左右。高中毕业生低于人口总数的7%,大学毕业生只占人口的1%。1990年,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文盲是中国人。 在教育输入和进展方面,以一项跟踪统计调查为例,1978年入小学的全国2144万人中,有16%未完成小学教育,27%未完成9年义务教育,仅仅3%的人即66.7万人考入大学。学生失学率,流失率达到很高的比例。其中7--13岁的儿童失学率达到32%,7--9岁儿童的失学率达43%。在9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平均是8.3%,而中国仅为2%,在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10位,差距很大,更不用说同发达国家相比了。 (2)教育投资(比率)和资源配置 在国家教育投资方面,中国的教育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不到3%(低于体育支出),而日本是7%--12%,各国平均水准是6%,亚洲在5%左右。据北京官方报告,1985年各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如下:发达国家515美元,发展中国家27美元,中国则是6.65美元,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名列第121位,仅占发展中国家的四分之一。 在资源配置方面,目前中国大陆的教育投资以高等教育优先,义务教育的投资较低。这是很不合理的,尤其不符合中国国情。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教育的物质收益率一般在10%左右,而用于小学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在27%左右,中等教育的收益率在16%,高等教育为13%。中小学义务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明显高于其他各块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因此,中国大陆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当以及低效率使用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有人形容中国的小学状况是:“明清的房子,民国的凳子,新中国的孩子”,这就是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基础教育的现代图景,它不能不令它的后人扼腕叹息,愧对先祖。 高等教育,政府包办 其次,我们来考察高等教育方面的基本状况。 在这一领域,中国大陆主要面临的任务是教育形态、教学内容和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高等教育的教育获得方面,中国只有0.6%,即一万人中只有大学生60名,而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获得为10%,即一万人中有一千名大学生。其落后也是惊人的。 但高等教育更突出的问题是办学体制与效率的严重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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