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文集：公安姐特写

　　【按】本文选自作者的纪实文学《告别阳光》的第13章。在这本书中作者记述了因和她的丈夫郑义参加了在北京的八九民运，自己是如何被拘留审查的，以及在获释后又是如何踏上逃亡征途的经过。本文所记载的，是北明被拘留期间的一段经历。作者以她生动的文字，活灵活现地把一个“公安姐”展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看到中共就是靠着千千万万个这样的连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都看不懂的“公安姐”或者是“公安哥”们实现他们的残酷统治的。

－亚子********************************************************************************

　　张汩（音Ｍｉ，同“密”），女，二十七岁。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处一科工作人员。未婚。有“药癖”。（这种癖号在心理学上尚无记载，但在药学上被称作“赖药性”。）

　　第一次见张汩，她从她的旅行袋里首先掏出来的不是衣物，不是洗漱用品，也不是书，而是药。各类常用药有鼻通、白花油、感冒冲剂、伤风胶囊、六神丸、止痛片、牙疼粉、牛黄解毒丸、伤湿止痛膏、红霉素、安定片、扑尔敏、清凉油等等。搽的，贴的，吃的，喝的一应俱全。她如一日三餐似地用药，治脸上看不见的小胞看得见的癣，治感冒初起的喉咙疼痛，治胃痛肠子疼头疼，治拉肚子和大便干燥、脚后跟干裂头皮过多，嗓音嘶哑鼻音过重。她有病常吃药，没病也常吃。平日里，她摆弄大大小小圆圆方方长长扁扁的药瓶盒药袋以及里面的药，一如女孩子摆弄自己情人送的首饰。

　　过了许久，我终于发现，她身体健康，四肢健全，五官完好，七情六欲一样不缺。

　　问题可能出在思维系统。

　　于洪潮（张汩称之为“我们的领导干部儿”）倒背双手，将手稿提在臀后很威严地晃出门去后，我开始忍痛写检查：我在被依法受审过程中，由于不了解这里也实行承包责任制，故而冒犯了承包我的审查人员张汩的神圣不可冒犯的尊严。主要表现是，要求看书，并向其他看守借到了书；二是希望在闷热夏日的雨前时分，拉开一会儿厚厚的窗帘，以便透透空气；三是居然敢公开开玩笑或用冷漠的语气回答审查人员张汩的问话；四是对电视中单调的节目表示不满；五是数分钟以前还长叹一声，暗自发泄，对收审的不满，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忘记了既然被收审，就丧失了一切公民权，还以为上述都是自己作为一个活人的基本权利……

　　我准备好继续看戏和“演戏”。我准备皱起眉头严肃的反问“难道还不深刻吗？”“请问什么地方不深刻？”或者一脸糊涂地反问，“什么？为什么不过关？怎么不行？”

　　出乎我意料，张汩竟然没有看懂。她接过“检查”，从上至下逐字逐句端详良久，一转身，出去了。半晌，回来告诉我，“你的检查通过了，暂时没什么事了。”

　　多少有些遗憾。望着那身笔挺的公安服，我不能确定的是，那两个“金色的盾牌”的上部，是否是一颗正常水准的大脑？

　　每晚七时整，张汩总是正襟而坐，和我一起看电视新闻（以便观察我对那些陈词滥调的“反革命”反应）。而每当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出现在屏幕上时，张汩总是不失时机的地对他叱之以鼻：“这人，一脸的旧社会！”她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诉，从未因李瑞环的政务所冲淡过，她显得很有些北京式的幽默。但她不仅看不懂我的“检查”，也看不懂美国儿童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当唐老鸭呱呱不休时，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颇为清高——“我就不耐（爱）这节目！没劲儿！”我从屏幕上收回目光审视她时，她大言不惭地补充道：“我看不懂。”

　　比起受过中等教育的同等文化水平的人来，她看不懂的节目多了些。甚至连那些充斥屏幕的从艺术到思想都极为拙劣的三等电视剧，她看起来仍然很费劲。故事中的铺垫、暗示等艺术手法对她简直不起作用，她的感受难得接受剧情的诱导却总是在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发出莫名其妙的惊呼。比方，沉冤十载的狱中被害人终于打破心理障碍，开口对律师陈述自己的冤屈了。说到愤闷处，主人翁扼腕长叹，律师沉默不语，连一旁的第三者都为之动容，她却会突然惊呼道：“哎呀呀！这个人戴了一顶多么脏的帽子呀！”我必须不时充当电视剧的“旁白”，介绍人物关系。解释故事发展线索，才能部分地减少这类不着边际的“幽默”。有一次，故事圆满结束，尾声音乐响起，最后的画面消失前，我关掉了电视。她却奇怪地望着我发问，“干嘛你关了？”我说：“完了呀。”“完了？”她很惊讶。我只好再次打电视机。她疑惑地瞪起眼睛，看着麻麻点点的荧屏，眼里泛出同样银白色的光。

　　在高级客房看守学者身分的人犯是一美差。住得好，吃得好，有加班费和夜班补助费。到了后期，审讯任务也结束了，轻松自在地跟神仙似的。比在北京城里劳而无禄无功地按钟点上下班、挤汽车有天壤之别。在这里乐得舒服的，有时他们连家也不愿回。我常听见他们在休假日相互推来推去，最后干脆谁也不回了。这样悠闲，娱乐自然是日常需要。于是发展起了羽毛球、台球、乒乓球、扑克、象棋、围棋、军旗。还有书（他们管一些封面上印有红男绿女的破烂不堪的杂志叫做“书”）。而张汩的与众不同在于，她全不为这些所动。她不爱文体活动，却也不象另一些女孩那样用织织勾勾的手工打发时光，有闭路电视，人人晚上没事守着看。她仍兴味索然，打着字幕的她说“累得慌”，不打字幕而翻译成中文对白的也不看；情节紧张惊险的警匪片、枪战片她说“害怕”；音乐恢宏、景观壮丽的美国西部片她说“土气”；历史题材如二次大战成就战片她说“没意思”。她除了不停地抹药、吃药、贴药外，差不多什么也不干。偶尔看琼瑶，实属不易。每揣起书，多则十五分钟，少则三分钟，便心有旁鹜，或昏昏欲睡，不了了之。

　　很替她有那么多的时间而发愁。

　　严格说来，张汩的“难能可贵”还不在于她过于偏低的智商指数和人的乏味，而在于她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审讯的间隙，张汩经常教导我：“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一名党员。党员要讲党性，要有党性原则。所以你不应该有顾虑，知道什么讲什么，别人的、自己的都要讲。一便于我们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清查出动乱和暴乱的总根源。”

　　谈到八九时北京的社会秩序，她的高见是：“你可不知道！都乱了套了！警察不上岗，学生指挥交通！连那些个体户都骑着摩托在大街上成群结伙，耀武扬威。好象天下真成了他们的了。一帮乌合之众！劳教劳改释放犯！国家要是依了他们，不就反了？！”

　　说起新闻：“新闻就得有导向。什么都说，都报导，不是就乱了？在导向的前题下才能讲究真实，不然怎么体现党的领导？再说了，该知道的让你知道，不该知道的就是不能让你知道。什么都让你知道了，这社会怎么管理？谁听谁的？”

　　说起法，她振振有词：“哼！那时候都说，人人都上街了，法不责众嘛！现在让他们看看，法责不责众？法就是要责众！”

　　说到“反革命暴乱”，她颇为激动：“你应该认真反省。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烧了多少军车呀！多少坦克呀！抢了多少机关枪步枪呀！这就是审查你们的理由！审查你们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最后总会搞清楚的。”

　　但关键的是她根本好坏人不分，根本没有正确的区分标准。

　　她是这年头少见的预备党员，正在接受党的考验。她异常认真地写自己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和关于“动乱暴乱”的反思总结。“作为一个年轻的预备党员，我在反革命动乱暴乱中坚守岗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执行任务，反对动乱……”这些话，在许多人是不得不说，应付交差，在她则认真严肃，颇以为崇高和自豪。

　　她把写好的总结材料东掖西藏，不厌其烦，因为她的两位女同事总想从她这里获得灵感，学学总结究竟怎么个写法。她们挺头疼，眼瞅到了限定日期，总结还没落下第一笔。她们问她：“张汩，那东西你写了么？怎么写的？让咱瞧瞧？”张汩笑笑，静静回答：“我也不会，就那么写呗！我没写好呢。”急了，同事就趁张汩不在屋，东翻西找，哪怕照猫画虎也算。就是翻不到。张汩说，“哼！我才不会给他们看呢！让他们看了，她们不就和我一样了！”她别无所长，却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与同事不一样。那是她未来前途的资本，决不转手让人。张汩不止一次对我说：“将来有机会，你应该去深圳看看，开开眼界。去了那里一回来，你就觉得自己简直是井底之蛙，什么也没见识过。”看来，深圳之行，给她留下了难忘印象。以至于平日触景生情，怀念的也是深圳。十•一押我们游十三陵水库，走到小花园一角。她就忍不住对同伴说，“你看这儿象哪儿？特象深圳！”这种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赞叹，却并不曾丝毫动摇她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憎恨和批判。她从根本上不清楚，深圳的面貌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而眼下这些正被审查、被她教导要“认真反省”的人，正是为了那样的面貌而努力才被囚在此。她对新加坡的资本家羡慕之至，对那些中专毕业的穷学生四处打工，终于发展成大老板，小老板充满同情理解（新加坡电视连续剧《调色板》），但这并不妨碍她扭转头就把中国的个体户看成下里巴人、乌合之众。她不懂，资本家就是个体户，豪华别墅、文明举止、雍容气派都将从中国个体户手中产生。她不懂，如果中国的经济全部让这类“乌合之众”占领，深圳的面貌就会遍及内陆各地。她甚至对美国的穷人有小汽车也感到惊讶。她从未接触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乞丐也会领到圣诞餐，也有政府提供的落脚处，而中国即便有职业的人照样为衣食犯愁，几代同堂挤在简陋小屋里，这是为什么？她没有“平均生活标准”这样的集合概念。不知道即便去过深圳，她仍是“井底之蛙”。

　　她坚定的无产阶级觉悟正是建立在如此浪漫不堪的思路和低劣的认识水平上的。

　　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具。据说，她是她所在科的“红人”，常被委以重任，正在接受培养。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入党做官，青云直上？

　　我每天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片苍白的心灵和荒芜的精神原野，却要接受这片苍白和荒芜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听其“教导”，任其摆布。

　　一丝怜悯，几多厌恶，无限痛苦。

　　其实，对我的神经直接产生影响的，不止她的低智商、“高”觉悟，更在于她的德行。

　　我被迫检查事件过去后，张汩似乎从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从此，不动声色地变本加厉起来。

　　她能够控制的我的项目不多，只有饮食起居、日用品的购买以及转交家人稍来的物品这几方面。但被囚禁过的人都知道，一个囚徒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如此简单：在八．九平米的房间内，吃饭、睡觉、洗漱、走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对于几个月没有放风的我来说，拉开永远紧闭的厚重的窗帘，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让白天也须着灯的晦暗房间有一半个小时容纳阳光与气流；或者，有几张纸，一点墨水用来胡写乱画，有一管牙膏和一瓶护肤膏以完成每日的洗漱；在漫长的白天，能够打开电视机，哪怕看看有所变化的荧屏画面，听听广告中的音乐。这一切都变得如此重要。即便是堂堂正正地站在挖开的窗前，让视线向着并不优美也不遥远的外界空间望上一望，也是极大的享受。张汩却使这种简单到可怜的希望真正变成了一种奢侈，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幻想。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