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文集：一个中国自由诗人的故事

我们已经彻底清醒到了觉得自己荒唐的过去难以理谕的程度了。那些过去，比方说，八次在天安门广场被接见时，那种死去活来，海枯石烂，恨不能就地蒸发掉的激动；比方说，一大早和晚上必定对著一张画像请示或汇报一天的何去何从；比方说，不能再多的人把一个裹著红色塑料皮儿的印刷品当成“粮食”“武器”“方向盘”“生命的源泉”；还有动不动就唱着相互告诉说“北京有个金太阳，照的大地亮堂堂，哎那不是金色的太阳，那是谁谁谁”；若有诗，必定是说：梅花喜欢漫天大雪苍蝇冻死没有关系，我不主沉浮谁主沉浮等一类的虚张声势。因为我们已经不仅发现了这类过去的错误，而且感觉到过去的荒诞，所以今天读到前述这首诗时，我们不会再感觉它的“反动”的震憾。

可是这首今天仍然活着的诗不是今天写的。也不是十年前“八九六四”前写的，甚至不是二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写的。这首诗写于三十年前，它的声音恰好来自上述中国文革时期红色海洋的最深处。想象在那时被伟大领袖握了手之就要数日脏着手不洗，以便让别人握“二手”手的全民的疯狂与激情，想象那三忠于四无限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的岁月的狂飚与波澜，竟然有人写出这样的诗句，宣称他哪怕就是剩下一根骨头，这根骨头也要哽住这个时代的咽喉！

这首诗的作者姓黄名翔。诗人黄翔在中国大陆当代诗诗人群体中，不是出道最早的诗人之一，而是唯一出道最早的。一位中国作家，在阅读了黄翔的诗歌论文集后落笔写下了这些见证：早在1962年，席卷中国的大饥谨刚刚过去，黄翔就写作了《独唱》与《长城》，自称是一个漂泊的孤魂，捶着万里长城为民族嚎哭；而三年之后，那位后来终于被文学史接受了的天才诗人食指（郭潞生）才刚开始写作。

1966年至1968年文革初期，当中国当时的天才诗人开始放声歌唱，……歌唱“金光灿烂”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洗白的军装”时，黄翔写的是《预言》，《野兽》，《白骨》，他没有讴歌，却听凭自己先知先觉式的洞见和直觉，为“历史的浩叹”，为“因抗争而铮铮绷响过的白骨”而放声哭泣。

1969年，文革“胜利”，……黄翔则在这一时期下写作了《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他已经向“帝王的帝王”，向“刺刀和士兵”在“诗行里巡逻”的“罪恶的战争”提出了绝对招致杀头之罪的挑战，并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拾，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

在一个没有公民空间的体制内生存，人们几乎都签署过那份约定俗成的合同：出卖自己天经地义的各项权利比方说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权，信息资讯表达自由权，结社集会抗议自由权等等，以便保证不仅存活下来，而且不受迫害。几乎所有中国最著名和最不著名的诗人作家都难以逃避这样的命运，而且绝大多数对此种看不见的交易麻木不觉，习以为常。他们忘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无从知晓什麽叫那个被世界半数以上的人享有的自由。如果有人不能忘记自己被柴米油盐酱醋所阉割的良知和隐痛，如果有人实在想保留一块自留地，哪怕是一块终日不见阳光，成年累月不能长庄稼的自留地，他就必须在官方和个体的夹缝中审时度势，认认真真地回旋。

可是中国的诗人黄翔不！

早在文革的集体精神病发作时期就拒绝合唱！全民都在舞台上跟头把式血乎刺拉地轰轰烈烈，胆敢不上台，而且胆敢不藏起来却公然消遥在台下看戏的正是他。

另一个在台下看戏的当然还有这场浩劫的导演毛泽东。黄翔当时就冷眼看着数忆人的狂乱迷醉，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心生万种悲情。

十几年之后，他对那些终于把他“物归原主”，把他与当年那曾经狂飚一般席卷万人心头的民主墙诗句“对号入坐”的知名的人们这样回忆说：“其实我从来不参加合唱的。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毛泽东有颂歌，有赞歌，赞美的赞，还有战歌，战斗的战。那个时候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唱着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他接着说，“金光闪，马达响，红旗呼啦呼啦地飘……，”

他最后嗟叹道：“我怎麽能参加这样的合唱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把双手沉沉地端起，然后掌心向上一块儿往地下摔，极为标准的五官相互不合作，双目将前方直直钩进眼窝，却视而不见，一脸无处逃窜的神色。你就知道他下一句的结果千真万确。他下一句就说：“所以我就没办法我就只能独唱！”

他便独唱。一唱许多年。

这个人只有在一种时候才可能加入合唱。那是死刑号里死囚行前的合唱。是生命行将结束时的合唱。面对从地下把他发掘出来而惊诧不已的人们，他说，那时他想到了，总有一天，说不定哪一天，他也会被送进那个地方去，他也会参与那个人世间的最后的合唱。

黄翔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如果说思想是人天赋的权利，那麽表达则是人天生禀性。而对于一个文学家，诗人，表达，无论用文字或语言，几乎是唯一的精神生存空间。如果不能自由地表达，为什麽不选择不自由地表达？因此黄翔也曾试图在夹缝中生存，他在接受《北京之春》杂志采访时说过：“我写诗也追求发表，也想成名。但是社会不允许我发表我的作品，不让我成名。我不能出版，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又有压抑不住的生命冲动和人生感悟需要表达，只好承担不甘心被湮灭而奋起反抗的悲剧角色”。

其实，扮演一个奋起反抗的悲剧角色，可能是这个叫做黄翔的人注定的命运。

因为这位1941年出生，58年17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其诗作进入当年全国诗选的诗人，几乎在刚刚开始表达的时候，就开始承受他被活埋的命运。

这人觉得他象贵州高原上的瀑布，发出喧嚣的呼啸，但四周是高山将他围困起来，他的声音听不见。于是那时他想，他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在那些被埋葬的漫长的岁月里，抚摸这周围的地老天荒，诗人写道：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诗/ 我的飘泊的歌声/ 是梦的游踪/ 我的唯一的听众/ 是沉寂

作为一个诗人，他被埋葬之深，时间之久，以至于当今天在海外，在自由的土地上，他以自己不灭的生命之火和诗情再度被正直的人们发掘出来时，大多数曾经是体制内的著名人们，无论年长于他的还是他的同代人，对面前早于他们觉醒，最先表达一代反叛声音的黄翔，都惊嘘不已，恍然大悟：前大陆知名记者，现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刘宾雁：“我对民主墙还是比较关心的。但是我就没有看到黄翔的诗。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启蒙社那个大字的纲领贴在墙上，使我感到非常振奋。但是我就不知道启蒙社的背后，它的发起人是黄翔……”

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现耶鲁大学中文系讲师苏炜：“其实我个人也许今天才认识黄翔。但是一九七九年贵州启蒙社曾经把黄翔的这个《火神交响诗》和我们中山大学的《红豆》杂志交换。我当时是《红豆》杂志的主编，我给黄翔和启蒙社寄去了我们的《红豆》。一九七九年我就读到了黄翔的《火神交响诗》，后来这麽多年再也没有读到黄翔的东西……”

中国大陆作家，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近代史学家辛灏年：“……五十岁这一年，我又和诗结下了缘份。那是因为我有幸认识了黄翔。说到黄翔，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说到贵州《启蒙社》我却知道，那是三十年前在我心灵里面唤起过我热血的一个真正的第一个地下刊物……”

中国流亡作家，现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郑义：“作为文学同行，虽然我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学，但我相信我可以代表所有的自由写作而且襟怀坦荡的同行，对黄翔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迟到的敬意……”

香港政论家凌锋：“在纽约第一次见到黄翔的时候，那时我真是有眼不识黄翔。我知道贵州有个《启蒙社》，但是黄翔的名字只在报纸上看过一两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名字了，也就没有什麽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我在这里的一个场合，看到黄翔朗诵他的《野兽》时，我立刻惊为天人！……”

这些中国人对黄翔的反馈，终于穿越太平洋，但却迟到了将近二十年。

◎二，逆子

黄翔的生长年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义正辞严的年代：孩子刚学会叫妈妈，就被告诉党是妈妈；刚学写字就被把着手写毛主席万岁；刚学走路就说要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刚想跑，就被要求“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刚上小学就“忆苦思甜”，把49年前后当成旧社会和新社会分个一清二楚；刚学文化就说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封建糟柏”；刚走上社会就要“拯救整个人类”：因为据说这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类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中国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三年人为的大饥荒中死去四到八千万人。中国，从黄翔小时候起，就据说是一个不能再幸福的人间乐园。由于没有真实的信息资源，那个年代里成千上万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普通中国人，距离真正认识自己可怖可怜的生存环境还差的太远。

黄翔当然是一个例外。他早在六十年代，就清醒地意识到他与那个时代的对抗关系，而拒绝合唱。

自七十年代末起，中国已经有了一代一代的觉悟者。在严重缺乏真实资讯的社会中，这些被称为“异议人士”的觉悟者之所以能较早于多数人觉悟到这个时代的荒谬，无非有三种途径：从对社会真实情况的了解，发现教科书中的谎言；要麽从纯粹学术理论的研究中，发现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和反逻辑；要麽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发现这个社会的不合理。纵览当今这个时代的著名和不著名的觉悟者们，几乎所有的觉悟者都经历了一个自我教育，清洗大脑，重建认知体系的过程。

可是中国诗人黄翔在这些清醒者中仍然是个例外。他被称为是那个社会荒谬本质的先知先觉者。早在六十年代，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时期，他的反叛意识就已经直抵人类理性的终级关怀：真理、科学、自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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