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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页]->[百家争鸣]->[澄清历史真相-北明文集]->[重评义和团运动(四)----京城“尸积如丘，血流成渠”，“数百年精华一炬成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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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中国拳乱的情况，难以对八国联军在中国的作为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对于一个因果相连的事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会使人对于事物的结果全然无知；但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却使人无法正确了解和评价那个造成结果的原因。 面对拳乱造反，慈禧政府先是怂恿，后来等到数万红卫兵爷爷占领北京城，把手各城门，之后，面对他们的嚣张和造反和肆意阻碍公务，捕斩私仇，滥杀无辜，清政府也不得不让三分。政府尚且如此，北京民间的情况可想而知。义和团拳众是在6月13号大量涌入北京的。而在拳众大量涌入之前的六月上旬甚至五月，他们在北京及外围的焚烧抢掠屠戮就已经开始了。仅以义和团在北京及其附近的焚烧(连带劫掠杀戮)事件为计，截至到8月14日联军破城，有明确记载的就有71起。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六月份，有50起。几乎所有损失最惨重的焚烧事件都是在义和团涌入并占领北京的六月份发生的。例如焚毁世界著名的中国书库翰林院，焚毁清廷吏部、礼部、户部等衙署以及数家公王府(这些劣迹都被中国简体字版的历史教科书算到了“八国联军”头上了)，焚毁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外国银行以及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国公使馆等。 排除上述那些损失严重的焚抢杀戮以及对洋人所有产业的焚毁事件，先依据时人的记载，引证另外几起比较大的焚烧抢掠事件，以便使读者了解北京民间社会被义和团破坏的严重程度： 1900年5月27日：北京卢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站等处铁路被焚，电杆半被拔出，各处烟焰迷天；火犹未息。(参见《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
6月13日北京右安门内：“拳匪于右安门内火教居民。夜，火御河桥以东数百家，杀数十百人。”(引自李超琼《庚子传信录》，并见《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二) 6月14日北京顺治门、西城根：“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酥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烧顺治门天主堂，并烧医院两处，连四周群芳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引自仲芳氏《庚子记事》，并参见《义和团史料》上、《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二、[日]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 6月16日北京大栅栏(今宣武区)：“九下钟时，火光又复大作，烟焰弊日，作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店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焚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时人评论此次焚烧事件说：“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并见《义和团史料》上、《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二、包世杰编辑的《义和团史料拳时北堂围困》、杨典浩《庚子大事记》、《义和团》二、[日]佐原笃介《拳乱记闻》、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6月21日北京西单牌楼(今西城区)：“义和团焚烧西单牌楼钟表铺，延及四邻铺户，被烧一百余家。”(引自仲芳氏《庚子记事》) 7月3日北京正阳门(今崇文区)：“都中内城，自正阳门至崇文门三里，所有民房概行烧毁。”(引自《义和团史料》上) 清军也没闲着，跟着义和团一起放火。7月15日北京前门内：“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引自仲芳氏《庚子记事》) 上述不过是打砸抢烧杀奸的数种暴行中的“烧”这一项。义和团在北京城里的暴行导致京城秩序大乱，“尸积如丘，血流成渠”，满目火光烟焰，断壁残墙，北京几乎要被义和团的两个月的恣意暴行所废，夷为平地了。 再看看京城里头，被围攻的公使馆内的情况。 当今愿意在中国自己一方找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原因的国人恐怕不多；即便愿意，有足够的信息知识把“义和团暴乱”和“八国联军侵略”这两个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当作一件事情的“因”和“果”来看的人，恐怕也很少。即便联系起来，也未必能够准确。因为一般国人脑子里，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有关系的事情，充其量也就是北京那个西什库教堂被义和团和各路清军所围攻。而这一历史信息之所以至今“健在”，不是教科书的功劳，却是老北京的记忆和后代们的口耳相传。 但事实却是，外国驻华公使馆(现今的外国驻华大使馆)全部遭到围攻，是受害各国组成联军出兵中国(实行紧急解救)的直接原因。由于有时人记载，我们得以看见当时外国公使馆内部被攻击的情况： “二十四日(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西历1900年6月20日)……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夷兵才四百，四面为营，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为必死，皆奋。围攻五十余日，昼夜番战，苦相持。”(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庚子年间，有一个名叫鹿完天的中国人，在教会机构中任职。义和团与甘军围攻使馆时，他也处身在包围之中。他根据亲身见闻，写了《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一书。记述了围攻实况。由他的记述，我们得以直接看见使馆内里被炸的情况：“初一日(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西历1900年6月27日)早六点钟，自皇城内打来大炸弹，西花园西北隅望楼连受数弹，即倾倒矣。炸弹重十余斤，上有螺丝，中装生铁，落地开裂，方圆十余步内外撞之即成粉碎。十点钟，又将大官房脊背打崩，院中飞铁齐鸣，丁丁有声，合院惶恐，中外畏惧，妇女皆藏暗室。”根据《庚子北京事变纪略》的记录，“几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轰击使馆区的记录，少则一日发射十数炮，多则数面夹攻，处处崩墙倒屋”，而且“致死或受伤的，多是避难其中的教民。”(引自并参见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教民者，拳乱者之同胞手足是也。 八国联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登陆中国，进兵北京的。 对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深有研究的唐德刚教授曾经撰文说：“若非清军打败仗，‘八国联军’入京‘助剿’，任义和团如此发展下去，则老太后的四人帮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犹在不可定之天也”(“四人帮”指慈禧亲信，指掌握清廷最高决策权的皇族近支和宗室：载濂、载漪、载澜、载勋---引者)。对于唐先生的这种判断，笔者深以为然。自古以来“兵者，凶也”，何况目无国法军纪的匪呢？纵观中国当时情况，联军大兵进京之前，已然是“各省风鹤频惊，商务败坏，市尘寥落，居民日夕惴惴，几无安枕之日”。(《申报》1900年10月2日社论“偿款不如割地说”)所幸后来“外兵”破城镇了“内匪”，否则所谓“庚子国难”恐怕决不止于今天史书所描述的情况。 作者为记者、作家，现居美国 ---《观察》首发，转载务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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