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不仅下祸黎元百姓，而且上危宗社国家。对社稷江山最直接的威胁，是他们要杀清政府中的“一龙，二虎，三百羊。”

   所谓“一龙”者，是心系变革的光绪皇上；“二虎”者乃李鸿章和奕kuang(匡力)，前者是力主先安内，再对外议和的两广总督，后者是与保守派人物荣禄相抗衡并主持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部长)的庆亲王，二位也是后来奉命议和的大臣；“三百羊”指的是清廷大小官员。按照义和团有说法，清政府官员中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杀，其余皆不能留。(参见《西巡回銮始末记》光绪三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

   义和团计划中的这个“非常之事”，本定于毁灭外国公使馆之后便开始实行，只是因为八国联军进兵北京之后平息了暴乱，才没有得逞。

   虽说义和团斩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计划由于联军破城而没有能够实施，他们却在北京将庄亲王府前的广场大院辟做屠场，将北京成千上万的教民宰杀干净，而且捕斩私仇，滥杀市民商贩以及富豪大贾，趁火打劫，抢掠商户。此外，他们也没有放过与之有私仇的清政府官员。

   当时北京死在义和拳匪乱刀之下的，有清廷官员、安徽提督姚氏(及其前去哭尸的他的亲属和营官)。如笔者在前所述，他是因为呵斥拳匪狂言妄语，被燃香一柱焚表(纸)一张，灰烬不飞，定为“二毛子”给杀的。但他却不是唯一死于拳匪的清廷官员。此外还有清廷二品高官，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北京戍卫部队负责人)。他是被义和团寻仇而杀的。而他一家大小十三口也无一幸免。这样的寻私杀人，即便慈禧的亲信，载勋、载漪以及朝廷最高权利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刚毅也不敢过问(参见李希圣《庚子过变记》)。可见义和团的声势。正是有鉴于此，在情况紧急时，慈禧太后常命“二虎”李鸿章、奕kuang进驻宫中，以免遭拳匪戕害。

   此外，许多相当于现今政府部长级官员的一品大员和达官贵人包括皇亲贵族都被洗劫。如吏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部长)孙家鼐、翰林院掌院学士(相当于中国社科院院长)徐桐、王文韶中堂、工部尚书(相当于工业部长)陈学芬(芬字应为艹中分下木，下同)、钱尚书、军机大臣、武卫中军总统(相当于五大军区之一的司令员)荣禄等，还有肃亲王等几位的深宅大院也被义和团抢劫(参见资料：《义和团史料》上、)。

   时逢光绪三十寿辰，照往例在乾清宫内举行贺典。但情况于以往大为不同：“东华门不启”，气象寥落萧条，寿辰贺典“仅成朝仪”。原因是义和团“红巾满都市，服饰诡异，持刀汹汹杀人。诸臣入贺者咸有戒心。”(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引自《义和团资料》第一册，p.52)

   义和团更为祸国的事情是放火焚烧清政府各部衙门。清朝政府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史料上明确记载被焚烧的就有吏部、礼部和户部衙署。而“各衙门被焚后，诸京官纷纷出京”逃避匪乱。就如同六十年之后毛泽东之于红卫兵在北京的武力造反，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北京城失控，成为义和团暴民的天下了。

   下面发生在紫禁城内的一幕，可以看出义和团气气焰的嚣张：时年先后任吏部侍郎和工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副部长和工业部部长)的陈学芬到各衙门核查每月补缺的各部地方官员(史称“月官”)。同行者有司官丁某。巡查中期间，一伙拳匪罗唣而至。陈“副部长”大人对拳匪的反应和半月前死于拳匪刀下的安徽姚提督的反应几乎相同，他当即呵斥拳匪说：“此何地？尔辈敢无状乎？”话音刚落，“匪怒以刀砍之”。拳匪凶恶，他们似乎总是反应过度：应该安闲时便罗唣汹嚷，而该张口说话时便已经动刀杀人了。刀起之际，司官丁某抱头鼠窜，而拳匪旋即追撵。出官署时，遇到清廷董军在外阻止拳匪滥杀无辜。丁某为此虽然得以解脱，但身后旋即响起了枪声：陈侍郎本人和在场等候验收的十三名“月官”中的三名，当场毙命。如果《西巡回銮始末记》的有关记载在时间上没有误差的话，陈学芬是清廷死于拳匪手中的第三位高官。

   和当年红卫兵一样，除了对政府机关实行打砸枪烧杀，义和团还要干涉政府公务。最明显的例子是京城由义和团把守，平民百姓出入须验明证身，即便身为清廷大小员，无论身负使命还有家有私事，亦须义向义和团通报事项，接受检查，批准之后才能通过。下面的记载可以见出这些“红卫兵”的祖先们曾经扰乱国事到什么地步：

   联军攻入北京的八月之前，英国海军中将西摩曾经于六月率联军两千人试图入京。消息传来，5月20日，朝廷派出的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和袁昶二位大臣前往劝阻。

   两位大臣自拳乱祸起山东以来，就始终与各国公使交涉。他们这次出京，居然在途中被义和团拦截。理由是“二人此去必引洋兵入京”，应立即斩杀！许、袁二员愤怒斥责拳匪荒谬行径，却被强行拉到坛场，而且即刻为之“焚香奉表(烧香烧纸)，以别真伪”。幸亏“表已上(纸灰飞升)”，二位清廷大员才免于“二毛子”嫌疑和被斩杀的命运。然而荒唐的是，虽得赦免，仍然不放二位大员前往(一说他们的随身财物那次被抢—参见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却令他们“回朝覆命，否则杀无赦！”二位无奈，只能憋着一肚子愤怒、滑稽之复杂情感，放弃使命，退回宫中。拳乱为患国家大事扰乱官府公务，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既然拳匪浩大声势在京城政坛已成气候，清廷官员在处理相关事物时就不得不让之三分。在外躲避拳乱的翰林学士黄慎之，在复回京城，将家中器具再度遍托亲友照管之后，连夜再度出京不幸遭拳匪盘查。这位学究安置家产有方，撒谎水平却不高，严查之下，说是出城探访亲友。夜晚时分，何亲何友可探？拳匪视他为逃犯欲杀之。

   被人劝阻之后请命于朝。朝廷下命此人不得杀。但是黄慎之并未因朝廷之命而获得自由，却被“拿交刑部收禁”，关进了大牢。原因如某些大臣上奏：“不宜惜一人而失众心，宜思善后之道”。显然拳匪当道，朝廷明知拳匪无理，不得不委曲求全。

   义和团的态度不仅成为清政府处理政务的参照系数，义和团势力之大，连官府内部人事之争相互倾轧，也不免借拳匪之刀清除异己。《西巡回銮始末记》记载，布政使(清代督抚的僚属，负责财务与民政，相当于现今省长属下的财务民政局长)廷杰奉召入京，与他素有龃龉的另一个布政使廷雍，就欲唆使拳匪将之杀掉。虽然遭到幕友全力阻劝，但廷雍还是以六百两黄金雇佣了拳匪，假以保护廷杰入京，不久真就借端把他杀了。

   中国的历史总是断代，是故中国悲剧的总是重演。断代者，封锁信息，篡改事实，把持舆论，愚弄大众，以致今人不知自己过去；重演者，历史教训无从总结，经验无从吸取，胸中装着虚假的历史版本却以为真理在握，重复前人演过的旧戏却把这种重复当作自己的发明创造。

   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大兴“破”“立”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们，有几个真正知道早在他们之先的六十年前，义和团就已经以同样的方式造过中央政府的反，抓过打过中央各级政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砸过崇洋媚外的外交部等部委(总理衙门以及吏、礼、户部)，抢过地主资产阶级深宅大院(肃亲王府、荣禄府等)的金银财宝，烧过“封资修”(大栅栏前门一烧上千家商贾铺户，另文详)，杀过反革命分子(中国信奉西教的信徒)；崇拜过毛泽东(慈禧)；捍卫过“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扶清灭洋”)；试图揪出藏在党中央身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及其党羽(支持变法的光绪及其支持者)。除了年代不同，红卫兵与义和团一脉相承。只是没有打到外国鬼子联合进兵中国招架而已。连红卫兵到处改名字的做法，义和团爷爷们也曾经做过。不过100年前义和团是将“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等等，而六十多年后红卫兵是将“西红柿”改成“东红柿”，“西洋市街”改成“东土市街”，“李雪惠”改成“李红兵”，“梅山小学”改成“红旗小学”等等。

   历史惊人地相似，只是当代无从知晓而已。

   作者为记者、作家，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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