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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引火翰林院彻底失信，美拒绝接受护送离京 7月19日，清政府以局势难以控制爲由，要求护送各位公使到天津。但是这项要求遭到各国公使的拒绝。主要原因是对清政府这一决定的目的不信任。 而美国方面，麦金利政府似乎仍在犹豫。约翰.海爲此与李鸿章有过沟通。事后他对总统麦金利复述了他对李鸿章所表达的犹豫：“如果中国政府有能力把外国公使安全护送到天津，他们就有能力保证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沟通联络；如果中国政府没有事先安排好就送他们离京，一旦失败，将不会有任何可能让外国政府相信中国政府此举的良好信誉。”(1900年7月29日约翰海给麦金利的信，引自(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by William Roscoe Thayer，1915)。虽然如此，美国并没有当即否决中国政府护送离京的要求，一直等到从康格的报告中了解了更多的具体情况。 康格一直主张美国出兵解救。因爲公使馆内有八百名外国人，其中伤员五十名，妇女儿童两百名。此外还有三千之衆的中国基督徒。康格认爲，如果撤离，这些中国教徒绝对不能丢下，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被屠杀的厄运。因此康格向美国政府表示：唯一保证他们安全撤离的办法是以足够外国兵力前来救援，而各国公使也拒绝接受清军的护送。康格汇报说，由于清政府持续要求护送各国公使立即撤离，并要求立即决定离京的时间，外国公使团回应说他们将与本国政府联系并等待指示。(Mr.Conger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August 5, 1900；Mr. Conger to General Chaffee, Pekin, August 8, 1900)。
到了8月9日，清军引火翰林院，试图一举烧毁外国公使馆(清代翰林院设于外国公使馆区内，内墙之大部与使馆区内的英国公使馆紧密相连)。结果，外国公使馆内六十人死亡，一百二十人受伤(注)(Mr. Co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August 9, 1900)。这样的军队和政府何堪信任？在接到康格上述报告之后，美国政府于次日(8月10日)终于作出决定：同意康格拒绝清兵护送出京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同时将此决定正式通知了清政府，并敦促清政府配合已于8月4日开始并遭到抵抗的远征解救行动。(Mr. Adee to Mr Conger，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August 10, 1900) 八国联军进兵北京的日期是1900年8月4日(此前撰文“10日”爲误)。当联军在进兵北京途中与阻击抵抗的清军及义和团开打时，北京公使馆周边的情况是： “自从6月20日被荣禄所指挥的清军彻底围困以来，截至7月17日，炮轰枪击不断。然后就是持续不断的猛烈进攻。……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被杀害。”“法国、义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荷兰公使馆以及其他外国在京财産被毁灭。……”。据此康格终于明白：从一开始，清政府“所有的救援与保护都是假的。”(Mr.Co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Telegram. - Paraphrase]，Pekin, August 11, 1900)。具体到公使馆内部，情况是：除了清军点燃的大火导致使馆区死伤总数将近两百，还有六名儿童死亡，更多的儿童挣扎于病中。食物只够两个星期，尚有半扇马肉可以食用(Mr.Co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 August 9, 1900)。 8月15日，联军攻入北京，被困的外国侨民获救，但已经有65人被杀。而仅在天津南门外附近一战，由于义和团掘堤放水和清军凭城固守，联军就被打死八百余人。清军和义和团损失当然更爲惨重。 外国记者亲临北京暴行现场的感受 足迹踏遍中国土地的旅游家，二十世纪历史与世界地图的作者，马丁.米勒(J. Martin Miller) 在他1900年撰写的《中国，古老与现代》一书有关章节中，引用了当时的随军记者对联军远征解救公使馆情况的大量记述。整个国际社会其实是在记者亲临北京市区以及公使馆现场之后，才通过他们的报道了解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刻骨仇恨以及公使馆当时所面临危机的严重程度。这种普遍的仇外情绪和疯狂诉诸暴力的事实，令来自西方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感到相当的困惑和震惊： “目前，关于被围困的公使已经解救、内里人员获得安全的消息传遍了世界。但是在这里，我们这些解救随行人员与在隔离路障里面饱受中外之间惊异矛盾之苦的所有人一样，对那种矛盾冲突感到十分困惑。中国人所展示出来的野蛮与朴素的结合令人惊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因而有机会和盘托出中国人的方式。中国人真的曾经决定铲除公使馆，这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从他们攻击的暴行和残忍程度以及他们的策略来看，除了彻底灭绝外国人，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意图。这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象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美驻华外交官，后任李鸿章顾问)和赫斐秋(Virgil C. Hart，美在华传教士)那样的人，把自己生命奉献于爲中国人服务，他们也无法佯装理解，而只是一次次地说，也许不久会有解释的。”(转引自“China, Ancient and Modern” by J. Martin Miller) 上述这种反应可以看出，面对中国事务，在对同一问题的反应以及立足点上，中国与西方世界有严重的错位。按照中国的逻辑思路，这简直就是外国魔鬼把自己打扮成天使和受害者。因爲魔鬼对遭受向自己乞怜的弱小者的反击不会感到困惑乃至震动，因爲魔鬼应当明白这种反击不过是弱小者的反抗。可是我们知道，当时那些报道是西方记者写给西方人自己看的，既然如此，外国魔鬼有什麽必要在自己人中假装天使和受害者呢？外国魔鬼有什麽必要在自言自语中自欺呢？如果不是假装的困惑和震动，那麽这种反应源自何处？这种错位又说明什麽呢？历史对于当代而言并不总是清清楚楚。经验证明，历史可以被掩盖，事实可以被歪曲。如果刻意如此，如果利用控制在手中的工具这样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过，即便全然不了解八国联军进兵北京的事实种种，或者所知全是不实之词，一个眼睛不近视，大脑不糊涂，思想不混乱，情绪不污染的正常人，了解到这种不合中国逻辑的西方反应，至少应当对那段历史画出一个问号来，辟出一点继续思考和调查的空间。 另有一段描述也值得跟读者分享。这段描述间接反应了西方人对中国庚子之乱之感受不同于中国人的角度和方向： “某种程度上，我料想被救的人会失声痛哭，但是没有。我只看到了一个男人流泪：他去医院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此前的困境中表现得非常顽强，但那时他已经相当地病重衰弱，不能讲话，甚至无力从他的手中抽出自己的手。这个男人出门，来到院子里，站在一棵树下，哭了。” 西方人理所当然认爲自己是庚子之乱的受害者而不是制造者。这种感受从事态的发展进程来看，不能说没有根据：义和团暴乱起于将近一年之前，到了1900年5月份逼近北京，演化爲非常严重的对使馆人员生命财産的直接威胁。在此期间西方世界多次正式通告、照会、敦请清朝政府采取措施。这种敦请一直延续到北京被围，总理衙门人去楼空，德国公使在敦请途中被杀害。最终出兵中国自行解救是出于无奈的自救，不仅目的明确，而且也数次通告了清政府，并在最初终于获得认可，虽然认可得十分勉强。如果不是慈禧爲首的大清保守派一意孤行，挑唆利用义和团，无视国际协约和各国多次通告请求，利用外乱外患打击光绪爲首的洋务派，中国断然不会发生庚子之难，“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侵略行爲”不会有机会发生。 外国公使馆幸免被毁的重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清军伙同义和团已将公使馆团团围困又全力攻击，爲什麽居然久攻不克？事实上，公使馆在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之中，之所以幸免于彻底被毁灭，不过由于清军中某一关键人物的一念之差： 被调到“武卫中军”炮队掌管德制“开花大炮”的军官张怀芝，在瞄准公使馆开炮前，突然念及轰平外国公使馆后果过于重大，责任难以承担。他于是前往军机大臣荣绿府上，要求荣绿下达开炮命令。然而荣禄也不傻：公然违反国际协约而且杀害外国使馆人员乃至轰平公使馆，事关重大，荣绿不敢下达命令。慈禧有令与列强决一死战，荣绿又不敢不下达命令。荣禄居然如此犹豫，这让张怀芝出了一头冷汗，他更加害怕，赖在荣禄府上就是不走，非要一个开炮的手令以备后用。僵持之中，荣禄支支吾吾，说了一句话，这话注定在后来成爲历史名言： “横竖炮声一响，里边(指宫里边---引者)是听得见的”。 张怀芝闻言茅塞顿开。他知道公使馆终究是不能轰平的了，否则将来追究下来便是杀头之罪。而慈禧那边听见炮响便可交代。于是他匆匆回城，藉口炮位不准重新校正，对使馆后的空地猛烈轰击。闻炮声，使馆区内胆战心惊，清宫内则皆大欢喜。一夜过后，接到停止轰击的上谕。(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及《义和团史料》下)所以，仅仅是由于张怀芝一念之差，外国公使馆未被轰平，使馆人员生命财産得以幸免，没有导致中国庚子年间更严重的祸难。 注：举世罕见珍品中国国宝，明代官修大型综合性类书，万卷册的《永乐大典》当时仅存不完全副本，珍藏于翰林院，亦遭此次大火焚烧，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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