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文集：当年十五十六时—

　　谁无少年？谁无初恋？谁又无情人？可叹的是，正是我们这些被历史称之为“老三届”的一代人中间，许多人既无初恋又无情人，甚至连个正常的少年时代都被剥夺了。侥幸如我，虽然曾经有过一个少年时代的情人，可也是苦涩与甘甜交替，泪水并笑颜齐飞。何以至此？不幸而生逢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也。更不幸的是，一九六六年夏天，正当我们十五，六岁的黄金年华，中国四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根基上永久性地摧残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但是少年毕竟是少年，青春永远是青春。爱情的萌芽，即使在那样人性扭曲，天良泯灭的疯狂岁月里，仍然顽强地破土而出，渴望着阳光，雨露的滋润……

　　终于，文革开始时最残暴，最血腥的那几个月过去了。学校里的校长，党支部书记和老师们该斗的斗了，该抓的抓了，该死不该死的也先后被打死逼死了好几位。到了秋风乍起，无论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都露出一丝疲态的时候，临时革委会忽然一声令下，全校师生必须到北郊区的刘庄公社去支援秋收。

　　临行前的动员大会上，临时革委会副主任，以前的政教处头头徐某声嘶力竭地大喊道，“……支援秋收，关系到国家战备粮的征收，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任何人不得请假！全体革命师生同时必须牢记伟大领袖的教导，时刻提高革命警惕，睁大眼睛，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捣乱！”

　　就这样，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地，空气中的火药味浓得快要爆炸了的气氛中，我们这些突然一下子成熟了许多的中学生们坐上公社派来的胶轮马车，一路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革命歌曲，浩浩荡荡地直奔二十多里之外的农村而去。

　　　　　　　　　　　　　　　　　（二）

　　由于男生饭量大，女生饭量小的缘故，我们这些初三的男生和初一的女生被混合分派到老乡家里搭伙。和我分到一起的是一个眼睛很大，很黑，看上去挺秀气的女孩子。我不记得在学校里曾经见过她，她却很大方地告诉我说，她在文革前最后一次的校运动会上看到过我在乒乓球比赛中夺冠军的那场比赛，甚至连我在那场比赛中先败后胜，最后关键时刻连连打了几个好球的情形她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听见她这样一说，我的脸立刻红到了脖子根上。生平大概还是第一次听到女孩子这样当面夸奖我，我当时还真的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不知道当时我嗫嗫喏喏地都对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很注意地看了看我，然后告诉我她叫霞。

　　那一年我十六岁不到，她才刚刚十五岁。

　　第三天下地干活的时候，我不小心扭伤了脚，脚面立刻肿得像个小馒头似的。带队的老师看我实在不能去割稻子了，就让我留在家里帮助做饭。北方农村的规矩是每天中午女社员先回家做饭，女生自然也照此办理，这就叫做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

　　看着霞和大婶在锅台前忙得团团转，我也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帮忙烧火。当时农村的主要粮食是玉米，所以那天中午又是在贴玉米饼子。别小看这贴玉米饼子，干起来还挺讲究的。一大锅水烧开了，玉米饼子贴在锅的四壁，中间的水里熬的是小米粥。这火一定要烧得不大不小才行，否则不是饼子糊了就是烧出一锅夹生粥。在家里从来不做饭的我哪干得了这个呀，手忙脚乱自不必说了，不一会就是满头大汗，伸手一擦，满手的黑灰又给自己弄了个大花脸。我无意中一回头，惹得霞和大婶笑得前仰后合。霞顺手拿过自己的毛巾递给我说，“你瞧你那个样子，还不快去井边洗洗。”

　　我听话地站起来去洗脸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天别的细节我早就忘记了，可毛巾上的那一股淡淡的幽香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后来我不知接触过了多少来自巴黎，伦敦，纽约和罗马的香水，可只有霞的毛巾上的那一股普普通通的香味，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似乎就又会闻到它，永远也不会同任何别的香味混淆……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真的。

　　慢慢地，我同霞熟悉起来，可生活在那样每天都要参加没完没了的批斗会，忆苦思甜会，讲用会，斗私批修会……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气息的日子里，我们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偶尔四目相对，意味深长地凝视着对方而已。到了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原来眼睛也是可以说话的。

　　　　　　　　　　　　　　　　　（三）

　　有一天下大雨，无法下地干活，人们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一个人躲到灶房角落里的柴堆上偷偷看书，那是家里被迫破四旧烧书时我悄悄藏起来的一本小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前夜”。由于书是袖珍本，外面又用红纸包了书皮，远远地别人还以为我在看语录本呢。

　　不知什么时候霞悄悄地坐在了我的身边，我们一起沉浸在书中，两个人都深深地被那位保加利亚的爱国志士和俄国贵族少女的纯真爱情所感动了。正看着，霞忽然扬起脸，望着窗外的大雨，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着我说，“这才是伟大的爱情，这才是我的理想……”

　　我的心跳得厉害，只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可又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呆呆地凝视着她。突然，我的眼睛睁得大大地，目不转睛地瞪住她头后面的空中，她被我脸上的恐怖表情吓了一跳，回转头一看，立刻“哇”地一声大喊了起来，一条约摸有两尺多长的青花小蛇正从房梁上垂下来，长长的舌头一边不停地转动，一边还不时发出“丝丝”的响声，距离霞的头部只有不到半尺远的距离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猛地把她向旁边一推，然后顺手抄起身边的一把镰刀，闭上眼睛，猛地向那蛇头部位砍去。只听“刷”地一声，蛇血飞溅，蛇头早已远远飞到好几尺开外的墙角里去了。剩下的半截蛇身还软绵绵地搭拉在房梁上，仍然在不停地朝下滴着血。

　　我扔了手里的镰刀，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突然发生的这一切，心里一阵一阵地发慌。霞的脸色惨白，无助地靠在了我的怀里不停地瑟瑟发抖，简直像一片风中的树叶一样。我俯下脸，大胆地轻轻吻着她的光滑的额头，两颗年轻的心的剧烈跳动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不知道多长时间过去了，直到听见大婶她们在院子里的说笑声传过来，她才抽出身来。我找来两根树枝先把房梁上的半截蛇身弄了下来，然后和蛇头一起埋在了房后的地里。

　　　　　　　　　　　　　　　　　（四）

　　两个星期的劳动结束了。回去的时候我装作不经意地挤上了霞坐的那辆马车。虽然车上还有五六个男女学生，但我只看到了她一个人。一路上我无心注意四下里那渐渐红了黄了的树叶和头上湛蓝湛蓝的秋日天空，只是不停地凝视着她的脸庞，她也不时地偷偷地回报我一个灿烂的笑容。我的心都要醉了。什么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什么保卫革命路线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此时对于我都不存在了。我的心随着清脆的马蹄声，似乎和那蓝天上的白云一样，飘啊，飘啊，飘向那不可知的远方……

　　回到学校，依旧是那样每天反复不断的大会小会，被强迫着重复那已经不知重复了多少万遍的空话，套话，假话，被强迫着一遍又一遍地写着那些批判，汇报，心得，检查和专门给别人看的日记。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重了，只因为有了霞在我的心里。我第一次发现，人生原来还可以是这样的美好，哪怕是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中。

　　每天下午离开学校以后，我总要站在出了校门不远的街头阅报栏前假装看报纸，实际上注意的是玻璃橱窗上反射出的背后经过的行人。一旦看到了霞的身影，而且在确定她也看到了我之后，我就转过身朝不远处的工学院的大门走去，她则在远处跟随着我。由于动乱，这所大学的门禁无人管理，里边偌大的操场和曲折的林荫路就成了我们躲避熟人眼光最好的去处。

　　多少个黄昏，我听她在轻轻地哼着我最喜欢的那几首文革前流行的老歌，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让我们俩人都如痴如醉。她唱累了的时候，我们就什么也不说，只是肩并肩地仰望着满天的晚霞，编织着未来玫瑰色的梦。

　　为了躲避别人可怕的闲话，通常我们每次在这里都只能停留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一样各自离去。就这样，不管外面社会上的夺权斗争如何一日三变，也不管不远处工学院教学楼内外武斗的枪声越来越紧，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要躲到这里来。哪怕只要互相看上几眼就够了。

　　秋去冬来，又到了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由于无处可以会面，我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见到她了。因为学校里的红卫兵分成两派武斗正酣，我不愿也不敢再去，所以有一天早上我起得很晚。等到我终于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走出大门，打算去附近的早点铺买豆浆的时候，忽然看到霞那熟悉的身影远远走了过来。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把手里的钢精锅往家门口一扔，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了过去，然后两个人顶风冒雪朝附近的河滨路走去。在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的笼罩之下，面对着这样完完全全的银白色世界，我们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彻底解放了的感觉。

　　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就是有人，此时谁又会认出我们来呢？霞那天穿了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配上了一条红色的羊毛长围巾，笑起来显得格外美丽。我们漫步在大桥上，她仰起脸，任由一片又一片的雪花飘落在她的脸上，溶化在她的眼睛里。我不知道她长长的睫毛下边那晶莹的水珠是泪水还是雪水，我只知道把她揽在胸前，用手轻轻地为她拂去眉宇中间那不停落下的玲珑的五角形雪花，同时满心希望整个世界就永远这样凝固下去，永远这样洁白无瑕，冰清玉洁。

　　终于回到了家里。家人们问起我到哪里去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走了这么久？不得已我只好把事情告诉了他们。父亲是过来人。他长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道，“也真难为了这个女孩子了。你有没有想过，怎么那样巧，你一出门就正好碰见她？她一定是冒着风雪在咱门口的大街上不知来来回回走了多少遍了啊。”我这才恍然大悟。感动之余，趁机请求父母允许她到家里来玩，他们也答应了。后来回想起来，父母为我们做的牺牲实在够大了。如果在平日里，这样的请求算什么？可那是在父亲不断在学校里被作为历史反革命批斗，母亲也在单位里面对巨大压力，日子同样极不好过的艰难岁月里，他们哪里还有心情在家里招待客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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