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请不要在六四的旗帜上涂抹……

   题目写完，自己也觉得心头一颤。一来，戴晴女士曾经是我青年时代尊敬的师长。特别是她因为“六四”而入狱的经历，一直让我敬佩。二来，安田向来尊重女权，不愿意在这方面有所冒犯。但牵涉到“六四”，而且从戴晴女士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了“不是民主运动”的评价，也让安田忍无可忍。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权当作一次正常的学术交流。

   对“六四”的评价，曾经是众口一词：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当初就是那些下令镇压的屠夫们，尽管极尽造谣毁谤之能事，但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喊出了人民渴望自由、民主的心声。

   整个89学运中，虽然口号变换万千——甚至喊过“拥护共产党”这样的口号——但这并不能否定那场运动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民主”的事实。也许戴晴女士会辩护：要民主争自由的口号，在整个的学运过程中一点也不响亮。确实，相对于“五四”时，学生们高喊“德先生”“赛先生”，“六四”一开始就卷入了比较具体的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然后又提出了急迫的“打官倒”“反腐败”的明确目标。

   但这场运动要“民主”的目的性一点也没有被这些细节所掩盖。相反，只要戴晴女士掠去浮云抬望眼，应该一点也不难厘清贯穿整个“六四”过程的主线就是要民主、争自由。

   在4月18日学生第一次冲击新华门事件中，学生代表提出了七点要求，主要如下：重新评价胡耀邦是非功过；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认新闻自由；要求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查处官倒，公布详情；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

   其中两条明确提出了争取“自由”的呼声。而另一条重新评价胡耀邦，也是对自由的变相追求。相信戴晴女士比安田更明白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所以，418的新华门之夜，学生以七点要求拉开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序幕的时候，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争取自由民主。而这次事件最后以警察暴力收场，一方面在学生的心里埋下了继续抗争的种子，另一方面，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暗示了整个学运的最终结局。

   418可以说是整个学运的起点。如果说在这之前几天还纯粹是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的话，正是当天晚上（其实是419的凌晨），警察的暴力激起了学生的公愤，也凝聚了学生团结抗争的决心。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了要求调查事件真相的大字报和警察打人的照片。从现在披露的资料看，当时赵紫阳曾经下令武警避免伤害学生。但最终结果，事与愿违。不知道戴晴女士是否责问过“本来在改革的上层”：到底谁下了暴力行动的命令？而在整个89学运期间，这样违背最高层的命令，蓄意激怒群众的行动数不胜数。

   正是从418以后，各个高校才有了松散的联盟。也就在这时候，有几个北大往届学生开始在校园里活跃起来。也许这就是戴晴女士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极端冒险份子”，也就是共产党一直强调的“黑手”。六四以后，这些人也很乐于承担“黑手”这样的称谓。不过，安田在这里不得不提醒一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黑手”，那么这只手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浸透着“天安门母亲”的孩子们的鲜血！

   但从已经有的资料看，并不存在这样的“黑手”，因为贯穿整个学运始终，他们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事实上，跟他们联系最紧密的学生领袖可能只有王丹。象刘晓波和吾尔凯西之间所谓的师生情谊，也是在刘先生于学运中途匆匆忙忙从国外赶回北京以后，建立起来的。而北高联的第一任主席，政法学院的周勇军，与后来的“黑手帮”更是没有什么联系。到了学生绝食广场，以及戒严后期，整个学运的主导权更是被柴玲、封从德、李禄死死地抓在了手里。北高联已经形同虚设，更不要提后来几个自称“黑手”的人搞起来的“知识界联合会”以及后来的“联席会议”了。这一点有柴玲的证词为证：广场指挥部和“联席会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联席会议”只起到参谋的作用。到这时候，就是王丹对整个后期激进的学运方向也影响甚微，更不要提局外的“黑手”了。

   权力总是吸引人的，到了谁的手里都一样，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广场指挥部”。由这一点，也更说明了民主制度对于权力约束的重要性。

   “六四”后期，由绝食团指挥部派生出来的“广场指挥部”控制了整个学运的方向。这样的权力不由让人眼红，甚至引出了“绑架”风波。那时候，没有谁会想到需要承担今天人们对学生领袖的指责吧？

   也许戴晴女士指责的“极端冒险份子”中，除了“黑手”就是这些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学生领袖，而柴玲无疑首当其冲。毫无疑问，柴玲属于激进派，而且掌握了后期学运的领导权。也正因此，在反思六四血案的时候，她成了众矢之的。即使笔者，也曾经多少年怀着怨恨的心情看待她，也会假设：如果不是这样激进的领导……

   但历史就是定稿，没有假设只有事实。而这些事实，也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试问：学生领袖中也不乏温和派，但为什么大浪淘沙的时候，却成了滚滚洪流下的石子？学运领导权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柴玲手中的。周勇军、吾尔凯西、王丹都曾经掌握了这样的权利。周勇军因为想取消427的游行，失去了领导权；吾尔凯西因为在戒严后主张撤离，也失去了领导权；王丹当时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大包大揽的领袖，所以，在整个学运中风头一直不是最足的。

   这样对比，我们是不是很明白：在那样的氛围下，只有激进派才会被群众接受？十五年后的今天，如果还有人一定要撇清自己当时激进的嘴脸，还要否认当时全民激进的事实，安田只有对他们认错：是我这样的极少数激进派害了你们。但我清楚地记得，大约5月22日左右，有研究所的人到广场征询大家的意见，是否撤离。当时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投了反对票：我们还在憧憬着一个巴黎公社的梦想。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如果我们是极少数，谁是大多数呢？

   历史之河奔腾不息，在那个特定的转折点，柴玲因为符合条件漂浮上来，引领潮头。这就和木头一定会飘在水面一个道理：不是因为她的轻飘而是因为流水的沉重。这样的选择不是她所可以掌握的。而她被选择的本性却必然引领着潮流奔向宿命。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激进派。这是一个悲剧，但不应该由柴玲一个人承担。

   戴晴女士应该明白，在共产党40年的严酷统治下的人民，一旦得到了爆发的突破口，积蓄的能量决不是“上层”美好的愿望所可以控制的。也希望当今为政者，从正面吸取“六四”的教训，不要忘记：即使有排气孔的锅炉，也有爆炸的时候。但戴晴女士开出了拯救锅炉的良方：下层人民只应该做锅炉里面的水而不要变成蒸汽，这样才不会全民变成“极端冒险份子”，这样才可以让锐意改革的“上层”可以按部就班地实施大计。

   这样的愿望当然没有错，如果能够实施，也就是中国人有福了。因为这很符合中华文化的传统模式：皇天后土，清官大人。但是我们的传统，哪一次选对了正确的方向了呢？以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戊戌变法为例，那只是一次小小的维护皇权的改良，最终的结果也是以流血告终。根本的原因，不过是触动了皇权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已。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要提国家民族大义，就是皇权也比不上自己当时当事的权位重要。而在六四中，一小撮来自“上层”的以邓、李为代表的小丑，只不过又一次演绎了这样的故事而已。

   但“六四”不是改良，是一场伟大爱国的全民民主运动。这不仅体现在学运一开始就提出“争自由”的主张，也不仅体现在全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中，根本而具体的表现是：学运由始至终要求的“对话”。

   谁跟谁对话？中共建立政权以后，除了自说自话，又跟谁对过话？而89民运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仅如此，还明确要求对话的层次和公开性。倒是想问戴晴女士：这不是在争取民主，是什么呢？而这样对话的主张，却一次次被中共当局要么拒之门外，要么敷衍了事。我相信他们也看穿了“对话”的本质在于还权于民（当然还不是全部），而这正是他们中一小撮的心头之恨。所以，才会有422拒绝接见学生代表的蛮横，让他们下跪了半小时，进一步激化矛盾。这如果不是故意，至少说明愚蠢。但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在这场伟大的争民主运动一开始，就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篡取“儿皇帝”宝座（还不是最高权力呢）的良机，阳奉阴违，倒告黑状。4月25日在邓的寓所，获得了“不怕流血”的谕旨，炮制了426社论，引发了427百万人大游行，终于让已经渐趋平息的学运再次走上街头。学生中的“极端分子”哪里有李鹏陈希同的小报告厉害呢？

   作为同情改革派官员的戴晴女士，本应该追究李鹏等保守派官僚阴谋诡计倒行逆施的责任，却无端把“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完全归咎于“下层”的热情上，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这只能说明她的幼稚：认识不清民众运动的无序性。象六四前期那样全民激愤的状态，任何事情发生都是可能的，这决不是柴玲、王丹几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可以控制的。而当时掌握了国家行政立法执法全部资源的中共，由于内部派系斗争的原因，反应迟钝进退失据，才是造成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走投无路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不仅邓、李一小撮应该负责，即使赵紫阳先生——行文至此，容许安田对他的伟大人格表达敬意，也强烈呼吁中共当局还他自由——也要负担一部分判断失误的责任。

   比如，423出访朝鲜。那样一个民不聊生的独裁王朝，值得吗？特别是在田纪云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执意前行。何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朝鲜之行也。而貌似愚钝的李鹏恰恰大事不含糊，抓住了这个权力真空期，抛出了426社论，点燃了学生抗争的熊熊大火，也烤焦了“儿皇帝”的小龙椅。赵紫阳后来和邓由此分道扬镳：赵主张否定426。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没有朝鲜之行，何有426社论之歇斯底里？

   不过，看看今天戴晴女士的文章，也就可以明白赵紫阳当初的无奈：如果周围都是这样的糊涂谋士，“主公”的大业哪里还有成功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六四民运与赵系的改革派缺乏良性的互动。按照当时学生的说法，就是“不要卷入政治斗争”。但最后的结果证明，民运恰恰成了被保守派利用的筹码。其实道理很简单，在事实上存在两派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作为第三方的学生不愿意和改革派合作，本质上就是在和保守派合作。套用共产党的官话，就是“不以个人的美好愿望为转移的”。而幼稚的学生们就是看不清这个事实。但这并不是戴晴女士可以做个事后诸葛亮的理由。怨天尤人地怪罪“下层”，只说明了自己的是非不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