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父亲就平反了。我们到北京参加他的追悼会。我父亲原来战友，同事，部下，包括我哥哥都劝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当然也很动心，毕竟北京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熟悉那里的胡同。我跟她说了，她坚决不同意。那可是她第一次来北京。现在我才明白，她是怕了政治啊。如果在她故乡的小镇都那样惨烈，北京是个什么样子，不是很容易想象吗？谁又可以保证，那样的惨剧不会再次发生呢？那天晚上，是我们结婚以后第一次不愉快。我找了一大堆理由劝，她只是听，话很少。后来，我也烦了，就有点急。她竟然收拾包裹，要一个人回西安去。“你可以选择你的路，我不勉强。”她的话很平淡，如同白开水。我如何能够选择一条丢下她的路呢？第二天，我跟父亲的战友们提出两条要求：解决她户口和工作问题。我继续留在西安。就是那一次追悼会上，我开始和哥哥讨论出国问题。“现在经常有公派出国考察或者短期培训，各个部里都有名额。找个机会好了。”我哥哥显然没有把这个当作太大的问题。“但我是学哲学的，我的英语……”“哈哈哈，书呆子！这么大风浪，也没有转过筋来。好了，”哥哥拍拍我肩膀，“我找王叔叔，卡他们部里一个名额好了。”我们回到西安时，我太太户口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是在工作上，有一点小麻烦。学校里只有办事员的位置，安娜听了直摇头。“我要教书。”她说。教书？我很惊奇。因为她非但没有学历，更没有教学经验，怎么可能在大学里教书呢？“我可以教英语。”她这样说的时候，眼睛都是亮亮的。这一说倒是提醒了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安娜的英文非常好，他们都开玩笑说，安娜是我的英语老师。她是在父亲的启蒙下自学成才的。我们向学校提出了这个要求。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百废待兴，给了自由思想和真才实学很大的空间。没有多久，校长办公室来通知，请我太太去谈话。我跑回家，冲开了房门，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她的眼睛就是那样一亮。我抱起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打翻了一把椅子。机会，漫不经意间就来了！你行吗？你可以对付得了明天的面试吗？夜里躺在床上，看着她美丽的侧影，我轻轻地问，不免有一丝莫名的忧愁。我们校长可是五十年代回国的美国博士呢。第二天，她打扮得很美，一件淡蓝的连衣裙，是我哥哥送她的礼物。还擦了一点香水，也是我哥哥送她的。那个年头擦香水，我都有点害怕。但也不好败了她的兴致。她拉着我的手，步履轻盈，欢快地走，象是赶赴宴会。从7舍去校长办公室，一路下坡。两旁的梧桐，枝叶繁茂，替我们遮挡着夏末火辣的阳光。到电化教学楼的门前，她指着里面，对我说：“我就在这里教书。”她竟然知道里面是外语系的办公室，她竟然已经把面试机会当作了进入那间办公室的保证。我看着她欣喜的神情，眼睛里不见了恐惧和忧愁，越加清秀美丽，风姿绰绰。她是夏末的蓝玫瑰。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有一点的冷，是她的色调。校长办公室的门把我和她隔开。时间的针在我心里划过，一分一秒都连着她的命运。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曾经有过很多次值得欢庆的日子，她都淡然处之。只有这一次，从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希望和幸福之光。时间过得真慢。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蝇头烟火在我的手指间不停地颤动，走廊里的风吹过来，堵住我的呼吸，竟然吐不出一个完整的烟圈。我怕她失败，就象害怕玫瑰失去蓝的色彩。唉！时间过得真慢！后来门突然开了，把手上的烟灰都震落了。人没有出来，就听到了声音，全是英语。我一句也没有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