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命运：烈士和刽子手

   我偶然地看到苏绍智一篇纪念“杰出的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的文章。说他“因思想获罪，竟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被捕，1977年4月27日‘四人帮’倒台半年之后遭枪杀”。关于王申酉，我所知有限，是否思想家也不敢断言。对这案子的兴趣，首先是中国特色的“思想获罪”，以及“‘四人帮’倒台以后半年遭枪杀。”回想起来，‘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当时我们那个离京城三千里的小镇也是一片锣鼓喧天地热烈庆祝，似乎中国的病灶已被挖出，我们的国家从此将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正道。当时，自己也在班级出过黑板报，大书“英明领袖华主席万岁！”华主席在他的万岁还剩余九千九百九十八岁的时候也倒台了，于是我们小镇上的人又擦掉街头残存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在同样的墙上歌功颂德起“翻案风”的主谋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思想的启蒙：如果当初打倒的不是“四人帮”，而是别的帮（就比如后来“六四”时候的“八老”），我这小镇的同胞也一样会欢天喜地地庆祝一番的，一样会歌颂王主席或是张主席。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对曾经的悲剧的根源彻底地清算而是一次不负责任地喧闹的机会。中国人可以以任何的理由庆祝我们（我不敢用“他们”，一定会被爱国愤青的砖头砸死的）对于悲剧的遗忘。好了说是善良，而鲁迅称之为“奴性”。我们以宽容的标签遮掩自己喜欢做喜乐的看客的心理，因为看客无需承担任何的责任即使是对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具有文化遗传性的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很精通概率论，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地托付给社会，即使是社会不公也罢，黑暗也好，我们只希望自己的命运在“事不关己”的小概率范围里。所以，才会有对一个人的狂热的崇拜，才会有“文革”的残酷，才会有“反右”式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才会有对打倒“四人帮”的热烈的庆祝，才会有“六四”前的对学生的疯狂支持以及其后的缩头乌龟，才会有SARS过后的继续享宴果子狸的盛餐。而对这一切一切事件的作恶者（无论事前的还是事后的），我们一概既往不咎。最多一个“三七开”而已——甚至对于自己曾经在“六四”前后深恶痛绝的人，还要继续地歌颂“春天的故事”。我坚决反对对于作恶者的宽容，这样的行为和助纣为虐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而如果一个社会给了“恶”以不受惩罚的保证，那么还有什么可以遏制人性之恶的肆意妄为？由我偶然之中看到的关于王申酉一案中，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今日中国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源：就在于这样不负责任地宽容甚至奖励作恶者。苏绍智在文章中说：“当时上海市法院院长宋季文原拟定为死缓，后来怕被视为‘右倾’，又匆忙改为‘立即执行’。个人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法律、良心完全没有了，专凭政治气候、政治需要判刑”。这岂止是“个人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这是一个卑鄙者拿别人的生命为自己换取一张政治可靠的标签，典型的砍了别人的头往上爬。“死者长已矣”，那么生者呢？在古狗(Google)里查了一下“宋季文”这个名字。得到的总共一百多个搜寻结果中，排名第一的竟是在“江泽民”条目下的卜告：“宋季文同志逝世江泽民胡锦涛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深切哀悼…朱镕基等到医院向宋季文遗体告别”。这就是一个因为“怕被视为‘右倾’”而在匆忙间草菅了一条人命的前法院院长享受到的哀荣备至的最后礼遇。即使是朱镕基这样曾经受到过党国不公正对待的人，竟然也到医院去最后遗体告别，向一个刽子手。这就是中国人的宽容！对于大“恶”者的原谅，对于小“善”者的苛求（因为前天还有网友撰文批评议论“宝马案”的愤青们没有捐一个大子出来）！由这偶然我所见的文章，偶然我查阅的人事，我们不是很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虽然我们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知道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而为什么到了今天，这张通行证在中国依旧畅通无阻——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贴了“宽容”的标签的“纵恶”主义。判死王申酉的人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反而在“继往开来”的新一代领路人那里得到了表彰。而王的思想，却已经随他的骨灰不知道飘零到了哪里的天涯海角。再看一次苏绍智文章的标题：历史悲剧不容重演。我只感觉了脊背的寒冷，在中共统治下的今日中国，这美好的愿望必然将被现实的磨轧成齑粉：历史悲剧必将重演。

   附：苏绍智：历史悲剧不容重演——《王申酉文集》读后之一杰出的青年思想家王申酉因思想获罪，竟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被捕，1977年4月27日“四人帮”倒台半年之后遭枪杀。这是一件突出的冤案。事隔四年，于1981年4月3日才得平反昭雪。中共一向讳言自己的错误，不许宣传王申酉。今天知道王申酉的人不多了。 感谢金凤、丁东大力编注了《王申酉文集》，并为该书的出版奋斗了22年之久，才于2002年8月在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承丁东先生赠我一本，读后悲愤填膺，久久不能平静。 《文集》的内容十分奇特，构成文集主体的部分竟是王申酉被捕后被勒令写的六万言的“供词”。这份“供词”原来是王申酉写给他的女朋友谈他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的信，还没有发出，竟作为“恶毒攻击罪”的罪证。其内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得出批判个人崇拜，纠正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错误，要求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破闭门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改革思想。多与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看法和主张暗合。读过他的“供词”的人无不钦佩他的独立思想、卓越见解，公认他是一位杰出的青年思想家，而为他的冤案义愤叹息，呼吁历史悲剧不容重演。 王申酉之处决在“四人帮”倒台半年之后，人们多认为，他是牺牲于“两个凡是”的屠刀下。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如果进行深层的分析，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够的。王申酉冤案实导因于中国两千多年来始终未能清除的专制主义，以思想和言论治罪和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 王申酉出身贫穷的工人家庭，照文革时的说法是“根正苗红”，他用功读书，立志钻研自然科学，照理不应遭此厄运。他是勤于思考的人，好将自己的思想写在日记上。他的厄运始于他的日记引起班级政治指导员的注意，竟卑鄙地让学生干部偷看、偷抄他的日记，并向组织汇报。政治指导员要求他交出日记。王申酉坚持他的独立人格、拒不交出。从此，他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文革中他的日记被抄，他被正式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1967年大学毕业，十年不予分配，留校监督劳动。他仍努力学习，监管人员毫不放松。毛泽东逝世当天，王申酉正在给女朋友写信，监管人员突然出现，迫令他交出信。王申酉拒不交出，并予撕毁，于是他被逮捕。“供词”就是他在看守所被勒令重新交待他的信的内容。 私人的信件、日记受到保护，乃是人权应有之议。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不顾人权，以卑鄙的特务手段和镇压工具探听人民的思想、言论以便钳制，并最后以思想言论治罪。这是王申酉冤案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次，王申酉既未参加“反动组织”，又没有公开散布任何言论，只不过在给女朋友的信中表述他的政治观点，信未写完，又未发出，居然荒唐、野蛮地以“莫须有”的“恶毒攻击罪”定罪。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会竟在短短的六分钟内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上海市高级法院的书面行文尚未到达之前，判决后三分钟内立即处决，完全是践踏法律，草菅人命。 当时上海市法院院长宋季文原拟定为死缓，后来怕被视为“右倾”，又匆忙改为“立即执行”。个人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法律、良心完全没有了，专凭政治气候、政治需要判刑，正是人治的特点。 专制主义统治下，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党政领导人个人决定最终审判，没有司法独立，不依法律程序，这是王申酉冤案产生的又一根本原因。 今天，人民群众的觉悟日益提高，国际上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日益加深，像王申酉冤案那样的草菅人民的冤案不容发生。但是，专制主义统治中国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上述产生王申酉冤案的两个根本原因仍然存在，是以中国人权的状况仍趋恶化。最近以思想、言论治罪的案件层出不穷，单单因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而被拘捕和判刑的人士达四十余人，引起海内外正义人士的抗议。 以思想、言论治罪，中共建国以来毁灭了多少志士仁人、青年才俊。要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必须实行民主宪政，实行法治和司法独立，给予人民以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彻底废除以思想、言论治罪，彻底消灭“文字狱”。

   附：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199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国家计委顾问、轻工业部部长宋季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2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宋季文病重住院期间，江泽民、朱镕基分别到医院看望。他逝世后，江泽民、胡锦涛、李岚清、黄菊、曾庆红、周光召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家属表示亲切慰问。朱镕基、王忠禹、陈锦华和张劲夫等今天到北京医院，向宋季文的遗体告别。　　宋季文是安徽定远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泗县税务局长、淮海区税务局长、阜宁县税务局长、苏中四分区税务局长、新四军第一师供给部长、苏中三分区财政经济处长、苏中军区供给部长、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中行政办事处财政处长、苏北军区供给部长、苏北兵团供给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长等职。1949年8月任南京市财政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宋季文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后任上海市财委副主任、财办主任，上海市委常委。1956年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兼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1975年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78年1月以后，担任轻工业部副部长、部长。1982年任国家经委顾问。　　1983年1月至1999年1月，宋季文任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第二、三、四、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及第六届理事会会长。他积极组织领导在8200个大中型企业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他最早提出“创国际名牌”。他发起并联合有关部门连续6年举办“中国质量高层论坛”。他为发展我国经济，加快改革步伐，振兴我国质量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Jan 10,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