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劣等性”——庸俗“存在主义”的必然

   去年底，因为想在网上发布《天安门情人》而开始光顾中文网站，一发不可收拾，至今也半年有余。而到今天，小说已经出版，“六四”十五周年纪念也成为过去式。回首往事，颇有许多的感受，希望在和中文论坛说再见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像我在《天安门情人》的自序里所说：我看透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包括我自己的）。这里还是想从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个话题谈开去。

   我必须感谢网络，为我观察中国人的“劣根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太多机会观察人的内心世界。同事、邻居，即使家人、朋友，彼此之间总是有一层道貌岸然的面纱。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而分析出他们潜意识的思想，但赤裸裸地从他们的言谈中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却只有在网络蒙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网络，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但纵横网络半年，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为什么五四时候的文化先驱们就开始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时至今日，我们还需要动不动把民族的缺点归咎于这个“劣根性”大一统的箩筐里？是不是中国人一切不“文明”的偏执行为都是由于我们有一个“劣根”呢？“劣根性”从当初被鲁迅等文人提出，到了今天几乎已经成了我们国人的护身符：看，不怪我，都是我们文化的错！而更有人，从全盘西化的观点，认为这里的“根”就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真是这样吗？其缪不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打算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正名。我的目的在于：认清几十年的中共统治，让我们的民族除了“劣根性”以外，又多出了一种“后天劣等性”。这种民族性的劣等性征，与“劣根性”的区别在于：它是完全由于几十年的中共统治造成的，而往往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相驳。这样说的根本原因在于，“后天劣等性”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式的“存在主义”的结果。

   我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望文生义的庸俗“存在主义”，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因篇幅所限，不再讨论科尔开戈尔、海德格尔这些存在主义鼻祖的观点）。中国的“存在主义”应该从中共建立政权那天起，就由毛泽东在城门楼子上宣告成立了。因为中共在政权建立以后的行为举止，完全符合萨特的名言：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但这种主义的实质，一直处于无人识别出来的状况。直到80年代中期，萨特的存在主义被引进国门，才让一部分先知明白了中共政权的本质就是：存在压倒一切。但中国式的“存在主义”走入寻常百姓家，取代了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中国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却是在89年六四以后。因为在此之前，虽然有许多赶时髦的人购买过《存在与虚无》，但真正像我一样看完全书的，几乎没有多少。而能够对存在主义的认识从那句浅显易懂的“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上升到存在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存在先与本质——的，更是凤毛麟角。那个时期，整个民族的思想还没有脱离“振兴中华”这个框框。

   但到了“六四”一声枪响，所有中共预构的、现存的框框都被打碎了。无可奈何的中国人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相信了那句浅显的存在主义名言。从此，整个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沿着庸俗“存在主义”的道路大踏步向前。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其实，中共的第二代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也正是这样庸俗“存在主义”的生动描述。但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庸俗“存在主义”并不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这是有理由的。

   中共一手炮制出来的、然后被整个中国社会接受了的“存在主义”，具有先天局限性：无奈之中的自由。这与萨特所强调的“人即自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萨特而言，人的自由是绝对的，这样的自由是建立在人的“自我感觉先与对自身的认识”——即：存在先与本质——的基础上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把“自由”当作其哲学的核心：人有选择的绝对自由。至于，由此而产生的对于人生的虚无主义的“痛苦”感触，则是由这个观点引发出的附属论点，可以算作存在主义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它的精义。从这一点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把中国现阶段的庸俗“存在主义”打上引号，以及为什么我把它定义为“无奈中的自由”。因为这根本不是存在主义的“人即自由”，而是被坦克压扁了以后的理想主义对现实的无奈心态的反应。对于一个真正的存在主义者，他感受到的痛苦不是源于社会，而是出于内心自觉。而对于今日中国的“存在的即是合理的”的拥护者们，痛苦是由社会造成的，这是理想主义破灭以后的大彻大悟，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自觉性有很大的距离。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一旦有打破现有社会框架的机会，中国的庸俗“存在主义”者会采取如何的行动呢？闭上眼睛，设想一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存在主义”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区别。

   在89年六四以后，蓬勃蔓延的中国式庸俗“存在主义”，正是造成了中国社会今天“后天劣等性”的温床。首先体现的就是对道德的全盘否定。在这一点上，一定有人可以从萨特的存在主义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因为萨特曾经以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话诠释对道德的理解：“如果上帝不曾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被允许的”。萨特也更进一步说明：“假如上帝不存在，则情形将是很难堪的，因为一切从睿智的天国发现价值的可能性将随之消逝。”而道德，无疑正属于萨特所言的“从睿智的天国”发现的价值之一。

   但当我们这样比较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萨特所说的有一个特定的条件：人即自由。就像他解释的：“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事情，但是只能是在自由行动的范畴之内才可以”。所以，不仅今天中国的“存在主义”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存在主义，中国社会对于道德的抛弃，也不是基于自由的基础上的选择。这样的抛弃，本身说明的恰恰是人的不自由，这样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法轮功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屡遭镇压而不灭，基督教地下教会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发展，也充分说明：庸俗“存在主义”对道德的抛弃，并不具备建立在自由选择基础上的主动性。但无论如何，正是中国社会基于庸俗“存在主义”的哲学，对先验性价值——道德具有这样的本质——的抛弃，从根本上为“后天劣等性”的成长开辟了道路。我们不妨例证一二：

   1． 偏执性固执狂

   在网上的中文论坛里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陆网友具有一种偏执性固执狂倾向。如果是一以贯之地坚持真理的精神，当然让人感动。但网络上常常看到的是一种偏执性的死不认错的态度。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家事、国事，只要有不同的观点，固执的大陆中国人总会心中燃烧着布鲁诺式的献身烈火，不厌其烦、诲人不倦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全然不管对方的理性立场。一步步下去，辩论自然演化成争论、然后进一步成了争斗、打架。即使一个很好的议题，一个可以促进大家严肃思考的话题，最后也流落于不知所云的人身攻击。而一个论题的辩论，引发成双方的血海深仇，也是比比皆是。

   这种固执，并不仅仅在网络上存在。在北美的公司中，举凡有大陆中国人的地方，就少不了这种固执狂的存在。这几乎是北美移民文化中的一个特色。我之所以把它当作“后天劣等性”看待，是因为同样受到中国文化浸染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同胞以及香港同胞，相对来讲就要理性得多，辩论也要温和得多，这样的固执狂徒也要少得多。当然，和纯种的欧美人比较起来，他们又要逊色一点。但即使如此，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偏执性固执，是我们大陆人自生的“后天劣等性”。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有大量的关于虚心学习他人经验的教诲——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袪衣受业等等等等。经受这种文化熏陶的民众，自然不会是固执己见的顽愚之徒。在我们的历史中，即使是“天子骄子”的君王，也有从善如流的传统。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初，我们的民族几乎没有抵抗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明，甚至也没有抵抗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怯于学习、引进的文化。当然，在拿来的过程中，一方面因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思想（这无疑可算“劣根性”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侵略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造成最终学习失败。但这并不能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固执己见”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后天劣等性”固执狂，与中共五十五年统治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这样说，一定有人反对：毛泽东早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就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难道这不是一个提倡虚心学习的经典思想？

   不错！毛泽东还说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还提倡过禁欲生活。哪一样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愚民教育”？所以说，毛泽东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终结果，恰恰加速了中国人偏执狂一样的“固执己见”的容不得别人意见的思维方式形成过程。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自食其言”更容易让受众“背道而驰”的方法了。中共长年累月的谎言宣传，无疑是今天中国人“固执己见”的“后天劣等性”产生的凝固剂。

   中共信奉的庸俗“存在主义”，让它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因为这样的存在主义，本质上，恰恰是反对存在主义对人的自由的推崇的。所以，表现在具体政策上，也必然以约束人的自由为最高宗旨。另一方面，它过分地强调了“存在即是合理”。所以，在这样的庸俗哲学指导下的政权，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改弦更张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两个凡是”这样的口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不会完全否定“文革”、不可以完全否定毛泽东、不可以为“六四”平反。这个政权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各种借口的遮羞布，只是对先验的“合理存在”的后补而已。正是因为它信奉庸俗“存在主义”，先天性地把由它造成的既成事实当作合理的存在，它才可以一而再地为找到解释的理由，为需要遮掩的“错误”（这不是它所认为的）辩解。

   由此不难看出，党文化的本质，就具有偏执性固执狂倾向。即使在今天，皇帝的袈裟已经让它强奸尼姑的事实撕烂，它依然可以固执己见地继续宣扬它的理念：我是公仆，为人民服务。不愿正视现实，不敢面对真相，不惜扼杀真实，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政权更固执的任何东西吗？没有！

   党文化由于中共的强权地位，而浸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其中的中国人，耳濡目染，也就难逃一劫了。而“六四”后，庸俗“存在主义”被整个社会接受，这样的偏执性固执狂也就找到了哲学上依托而更容易被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