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田文集：太监的朝代和屠夫的朝代

安田自小就怕命题作文。自己的思想太过“随便”，一有框框就觉着上了金箍咒似的头痛，下笔也如拌蒜。但芦兄美意，却之不恭。厚了脸皮，在镇子转悠了半天，想找到随便兄的大作“歌颂我党伟大领袖治理中国的伟大”，看看到底是如何的路数，也好照虎画猫一番。竟是既不在灯火阑珊处，也不在“在茫茫人海中”。如此，只得强己所难，信笔而下。只盼得一个及格的分数。

其实，“随便兄”和安田，彼此都不陌生，本用不着芦兄介绍。那是安田刚到“海纳百川”的第二天，就看到了““随便兄”的妙文《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乍见标题，一派感伤情怀很合安田的小资情调。但想不到点击以后，却是计较那些为“宝马案”摇旗呐喊的伪君子们的“阿堵物”的。安田虽然没有为那辆破车子的案子费过太多的神，但因为一直把自己归了伪君子兼守财奴的类里，所以就被“随便兄”的随便那么一说触了痛处，也为了“随便兄”对代家的“捐了两个车轱辘上的螺丝”的挥霍表示痛惜（很担心随便兄又捐了一个车轱辘上的螺丝，反正安田是“大中华牙刷——一毛不拔），故顺手写了一篇《自己下流，别人一定卑鄙》的文章。

“随便兄”倒是一湾海量，看后以领导人的一贯和蔼可亲的风度善意提醒安田一个逻辑问题：“你同事老婆偷人，怎么能说明你同事下流？ ”安田本意说的下流也不是指同事，但经“随便兄”这么一冒号，小民纵有虎胆，也只得躲了在猴子屁股后面了，“？”假了猴威。

因为初到贵镇，就担心冒犯了一方德高望重的神圣。曾经吃过这方面的亏，所以怕了十五年了。于是，就开始注意起有关“随便兄”的文章。这样才知道，原来“随便兄”还真是个“冒号”：随局长。正是有眼随便不识。

当然，作为领导，就会有刁民不服，比如有个叫“越云”的，就在网上对“随局长”大不恭敬：“可惜你名誉太差，你想发布什么流言，建议你换个名字”。这实在是不成话说，这名字是随变换得的？何况是领导人的名字。这也是知识产权的一个部分。我们的宪法都改了，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不管它是偷的抢的圈地的贪污的股票上市的资产重组的国有资产改制的——反正我们有法可依了，我们就要旗帜鲜明地依法办事，保护我们领导人的命名权！

那时候我真有了那么一点阶级感情冲动——不是对随局长的，那是随便不得的——是想劝越云：现在比不得“五四”“四五”了，现在“六四”都过去十五年了，还没有学会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吗？还非得逼着我们人大出部“镇压法”吗？

也奇怪，说曹操曹操到。提到“六四”，竟然就找到了一篇“六四”时的学生领袖封从德的文章。一看，好详细，总结了“随局长”随便在这镇子里发布的的共一千八百多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竟然不分昼夜，分布在二十四个小时里。我这人就比较笨，想不通“随局长”何以可以二十四不睡觉在网上溜达，即使梦游，也不一定非得到网上来呀？后来看了封从德的下文，才恍然：“随局长”不仅自己上网而且其秘书也上网其“二书记”（专职司机之谓）也上网其保姆保镖也上网，而且都用同一个名字——“随便”。随便“谁”上网都可以用“随便”这个名字只要这个“随便”随便地在网上“歌颂我党伟大领袖治理中国的伟大”。

只是这个随便上网的“随便”可能并不知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倒真是有一个真正“随便”治理中国的人：正是芦笛兄所言的罢工二十五年的明朝万历皇帝——明神宗。其实，在万历之前，明朝另一个皇帝也罢工了二十年（两个加起来，就快赶上咱共和国的历史了，明朝也太长了）。不过，人总是好大喜功，力争第一。所以，这第二，记得的人少，我也就不说了。

万历皇帝出了这罢工出了名，还有一“贪”也是个中翘楚。作为皇帝，按理说这天下都是他的——明朝又不是现如今的共和国，搞什么退休制，人一老只能当个军委主席。但偏偏这皇帝想不开，竟然要官吏向他进奉，而且进奉财物的多少是衡量官吏效忠程度的指标。唉，就可惜了那些老老实实上缴国库的官了。不过，由此看来，不关心国库的国家领导古已有之。国库再富，哪有自己的小金库来得便当？

但万历皇帝的时候，出过一个明朝有名的宰相——大学士张居正。因为张居正和王安石一样，属于改革派。所以，历史上，凡是改革派的，必得留名青史。但凡是改革派的，也必有不好的命运。在这一点上，“随便”局长的“党伟大”可以问心无愧，因为她一贯正确而且光荣，与昏晕腐败的封建帝王截然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打击小日本比较早的将领戚继光也受到了张居正的重用。但张居正对明朝的贡献在于改革（特别是税赋的改革）。他的改革虽然只进行了几年，却使处于危机之中的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按道理，这样的人才理应得到皇帝的犒赏，但明神宗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过不能就此批评万历过河拆桥，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是在太后的支持下进行的。所以，相对而言，明神宗的心还是没有邓太岁黑，能砍自己的左膀右臂——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就下诏追回他的封号和谥号，抄了张居正的家。

在这一点上，张居正的改革和“随便”兄的“党伟大”的二十几年至今的以及还会继续的和没完没了的——为什么就不能一次性做了想做的？——延续性改革比起来，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党伟大”的改革是历经了四任总书记而弥新。

历史上，万历皇帝罢工却比张居正的改革时间要长得多——这个皇帝在自己的最后二十年就没有上过朝！即使是法定的礼仪，他也不出面。

我虽然敬佩随便局长的海量，但根据我在中国的经历，只怕是贵局一个小小乏味的共青团级别会议（本人可以列席的最高级别政治会议），局长大人也是会身先士卒亲临会场训话一番的吧？当然这也属于“安田下流，随便一定卑鄙”的以“伪君子之心度正君子之腹”，万请局长大人给安田第二湾（非“春”，特强调于斯）海量不辞。

正如芦笛兄所言：“无论怎么混帐（我忘了主语了，明朝吗？请诸位随便查看原文），都照样把中国治理得安安定定的”。虽然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君王从此不早朝”，甚至储君也在继承王位以后一个月因为沉迷酒色一病不起而不得不再立新君。但表面上看，如果各地的农民闹事忽略不计——就象我们现在的三个代表忽略最“弱智”阶级一样，明王朝还是“安安定定的”。哪里像我们的伟光正，殚精竭虑地为“安定团结”伤脑筋？动不动一个“旗帜鲜明”，左不左一个“贯彻维护”。其实，“安定团结”的方子明神宗四百年前就开好了：抄了改革分子的家，然后不再上朝。至少也得躲一帘子后面，不让官员们看见。

谈到抄家，就不得不提到执法机关。当然，明朝的时候，不成话说。朱氏王朝的开宗和尚早有先见之明，建立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关。尔后，成祖设立东厂，宪宗办了西厂。所以，到抄张举证家的时候，万历有三个特务机关供其使用。比之江主席的只有一个610办公室要气派的多。这也应该算作明朝可以“安安定定”的一个原因吧。当然，只是对内。至于关外满族人的崛起，那可不是三处衙门的管辖范围：反正外族人也不会随便来做太监，对咱们这样的衙门没有贡献，对不对？

其实，芦笛兄出这样的八股给我，实在是强我所难，因为本能上我是很讨厌明朝的。皇帝一个个似乎只是荒淫无道地吃喝玩乐，而文臣武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业绩而在中国封建史上特有名望的。唯一叫得响一点的，还是刘温之流的开国元戎。即使是比起贪官，严嵩也比和坤的头寸要短。唯一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比较响亮的明朝人物就是太监——一个下了西洋（可惜只是用国库的钱游山玩水，赫然今天公款出国的祖师爷），一个只比皇帝早死一千年。所以，这个“安安定定的”朝代也就是一个太监的朝代——因为去了势，当然是想乱也乱不起来。到崇祯改革，杀了大批的太监，动了太监朝代的根本，这个“安安定定的”太监朝代也就崩溃了。

但如果我跟你说：即使这样的朝代也不是皇帝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虽然他直接掌控了三个特务机关，是不是随便我怎么说“随便”兄也不会相信？

时间的关系，只举一个例子：嘉靖帝不是先皇的儿子，而是从兴献王那里过继过来的。但按照皇室的规矩，他就得称先皇为父，称自己的父为“叔父”。就象光绪称了慈禧“亲爸爸”（不知道江总书记当初是如何称呼邓太的？可否请随局长拿出相关红头文件以示？一朝天子一朝臣，到而今，您已是胡总的“‘比’马温”了，出示了这样的文件也算不得弃主）。

但偏偏这嘉靖帝是个大孝子，他要给自己的亲“父”加尊号。按理说，这是好事。孝道一直是我们儒教的立本基石，而且人家也没有沾“父荫”，不做“太子党”，而是因为自己的地位提高了，给父亲一个太上皇的名分，也不是官爵也不是钱财。自己又是皇帝，“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所以也谈不上贪污腐败。

但也偏偏有一班迂腐的大臣，自以为是，又偏偏不给皇帝这个面子。嘉靖帝即位第五天，开始命令朝臣讨论尊号（不是要不要加，而是一定加，只是加什么的问题）。但遭到朝臣的反对。其实这样的问题还不简单？一道戒严圣旨，随便交锦衣卫或是东宫西宫（对不起，打错了字，呵呵）处理了，实在不行，没有坦克，还有血滴子，对不对？但一直到嘉靖三年，皇帝才开始处罚抗议的官员。嘉靖七年才得以诏告天下，尊皇考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嚯，就为了这十一个字，皇帝忍了七年！幸亏嘉靖在明朝的皇帝里算长寿的——但还是比我们邓太短寿33岁，否则哪有脸面见亲父的在天之灵？

如此看来，我们还在这里穷折腾什么民主？只要把明朝的“臣主”拿来活学活用岂不既“安定团结”又不怕“和平演变”？

唉，如此说来，安田有何脸面大言不惭：明朝无名臣？相对于出了一个面对永乐帝掷笔于地哭骂而不肯草诏以至九族灭门的方孝儒的明朝中国，今天随便局长的换了随便什么头还卖狗肉的随便什么阶段还是封建官僚买办社会的中国，可能只有一个屠夫李鹏有得一比也！姑且就叫它：屠夫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