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其实有两极，帕帕垃圾和普利策，其实我看来都一样，一个是娱乐狗仔队，另一个是政治狗仔队。显然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出色的时政记者，为即将到来的政治大转型记录历史。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目前还没有时政记者，因为比较《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者哪怕台湾《中国时报》，那种直接把政治事件作为报道主体的新闻，能在中国大陆出现一定会是一个奇迹。

   不过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忘了八十年代，那是的确有很多出色时政报道，但历史好像在我长大的时候突然换了个方向，以至于我们不去看图书馆八十年代的报纸，就根本无法想象我们之前已经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崇拜的老师。甚至我们也忘了49年之前，中文时政报道曾经达到怎样辉煌的境地。不管怎么样，等我们这些人以及比我们稍微大一点的人进入媒体的时候，我们必须面临中国没有时政记者的现实。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看到了一点奇迹。10月20日出版的《财经》胡舒立的那篇《品味“意外”人选》让我大吃一惊，仿佛自己在看香港的《开放》。那种有什么事说什么事的笔触在一片绕着弯子说话的娘娘腔的京城媒体圈，显得非常的干净、坚定。对各主要部委领导人变更的猜测、评价、动机分析，让人看了不得不佩服胡舒立是“中国第一劲笔”。

   人是可以相互温暖的，媒体是可以相互鼓励的，自从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打开了杨斌的禁忌之后，杨斌报道事实上就在媒体上全面开花。而胡舒立此文也鼓励了10月31日南方周末的头版文章《二十余省部级高官履新》，不过南方周末继承最近一直坚持的“不断让读者失望”的品格，这篇头版文章不但从立意、要点上基本抄袭《财经》，而且在10月31日这样的迎十六大报道语境中再谈什么政府文官化，让我不得不怀疑编辑也许根本就没有明白十六大是“党代会”，而不是更新政府官员的“人大”；况且只要有基本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明白，目前省部大调动，不是因为什么“文官化”，而是一种政治利益的博弈。《南方周末》希望走安全的转型之路，但是现在走的相当没有水平。

   不过我重点说的是胡舒立的这篇文章其实打开了一条途径。对这种胡舒立式的官员报道的模仿和举一反三，就是中国时政记者们最需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她的这篇文章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下面几点：

   1）全部引用自公开资料和可以公开的资料。这也是简氏防务周刊分析军事情报却不违法的经验，中国这方面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新闻周刊》的《领导力量》党政官员名册，我知道很多驻京外电记者都有先后三个版本，逐一对照人员变动。我手上也有这个册子，而胡舒立对高层人员的熟悉程度使得她的“数据库”相当庞大，她能看到、能说出我们看不到的、说不出的东西。我觉得在中国做新闻，遵守基本游戏规则也是我们的能力指标之一。那种写一篇文章就死一个媒体的记者，并不能承担未来的重任。

   2）使用最客观的叙述方法。在这个时候，《经济观察报》式的观念写作、《南方周末》的义愤写作都是有害的，胡舒立的这篇文章，让两个媒体首先去写都是难以想像的。我说过，客观写作的最大作用就是在利益复杂的局面中，尽量保证自己的安全；胡舒立力举的都是新华社报的事实，这如果也有问题，那是新华社的问题，你定多说这种报道是“不当公开事实”，但却不容易犯“捏造事实、造谣”的重大问题。

   3）淡淡写出最可信的技术性分析话语。胡舒立的这篇文章最精彩的恐怕就是最后一段了，看上去没有问题，仔细想起来心惊肉跳。我觉得目前能出来的时政报道都应当有平淡的特点，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都应该以技术化的笔调平淡说出，这不但需要资源、能力，更需要一种涵养。不但要求记者“零度情感”“绝对客观”“技术分析”，还需要记者对报道的事情有一种非常超然的态度。

   那么我可以回答标题的问题了：中国正在开始有政治报道。虽然这样的情况特别特殊，但是解决之道并没有什么中国特色，胡舒立、电报发明后的美联社、以及简氏防务周刊已经为我们找到了出路，至于我们怎么去走，自然只是一个智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