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后威权时代政治经济危机的起源主要来自两方面：党国威权体制内生的结构性腐化（structural corruption）以及民主化过程中政治至上与选票至上逻辑的进一步扭曲。作为重要选票基础的特殊利益团体与地方派系，形成Mancur Olson （1982）所称的分配性联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其竞租行为（rent-seeking）造成经济效率的腐蚀与社会分配的不公（朱云汉，2000）。由此可见分配性联盟的竞租行为并不必然只是垄断性政治经济体制的产物，由台湾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显示，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国家的骤然退出经济垄断位置，可能造成分配性联盟的突增，经济体制的开放反被寡占财团势力所瓜分（Schamis, 1999）。台湾的国营事业私有化亦落入同样的陷阱（张晋芬，1999）。
    此外，台湾的民主制度设计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政治困境，例如声名狼藉的复数选区一票制（SNTV），不但在选举提名与竞争过程中造成同室操戈，也不利于党纪的强化。缺乏党纪的破碎政党体系（fragmented and centrifugal party system）以及无法取得国会多数的行政部门，造成政治瘫痪与决策困境，举凡需要透过立法或修法程序的重大改革，均可能因涉及相关利益的抵制，或纯粹为了政党竞争而杯葛行政部门的提案。这些政治困境使得体制内的结构性改革相当困难，更恶化了民主制度下不可治理的危机（crisis of democratic ungovern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