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後，第一位返鄉原臺籍國軍 • 郭宗籯 /广斫鉴

我1928年（民國17年）5月7日出生在今苗栗縣的南庄鄉東村，祖先是從廣東梅縣來的客家人，是郭子儀的後代，相傳他當初因受奸臣迫害，後代避居廣東、福建一帶，我們這支就住在梅縣。我生在清寒的農家，是遺腹子，母親生我的時候，父親已經去世5個月。當時家中祖父母、伯父母、叔叔嬸嬸都建在，所以仍在一起生活未分家，我在祖父母、慈母的關愛下成長。我有l個哥哥l個姊姊，哥哥比我大5歲，姊姊比我大2歲，姊姊雪梅3歲的時候送給田美村的張家作童養媳。還有l個養姊，原來是要給我哥哥當童養媳，但後來我哥哥不同意。然而祖父病逝後，我小學五年級時分家，由於我父親早逝，所以沒有分到應得的家產，只靠母親、養姊採茶度日，生活陷於困頓。

1943年（民國32年）4月，從南庄六年制國民學校畢業，日本人分三個學期，第一個學期是4、5、6月份，放假是50天，從7月初到8月底；第二個學期是9月、10月、11月、12月，第三學期1、2、3月。

1935年（民國24年），臺灣中部大地震，所住的土房倒了，在公路旁搭草棚被蚊子咬啦，得了瘧疾，打擺子，在南庄一個私人的診所看了一個月才好，醫師最後是說，瘧疾治好了，但是有脾腫大的後遺症。休學一個學期，老師成績都給我打乙，讓我可以繼續升學。我在學校的成績很好，都是拿第二名的。我哥哥則是都拿第一名，他後來考上臺北第二師範學校，唸8年半，專修科，相當於大專程度；三百多名應考，錄取40名，日本人35名，平均分數60分即可錄取；臺灣人平均分數必須85分才錄取，只有5名，我哥哥就是其中一個。他畢業後分配到南庄鄉大南埔國小任敦，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被派到現在苗栗的新竹農校任教，（按：當時尚未有苗栗縣）

熱帶醫學研究所學習

國民學校畢業後第三年，我跟堂兄宗順到臺北市邊工作邊學習，白天在熱帶醫學研究所熱帶病科工作，熱帶醫學研究所在臺大醫院的旁邊，兩層樓的，現在房子還在。科長姓宮原，我當學徒、醫師助理，專門研究瘧疾，醫師看顯微鏡或做實驗，我就坐在旁邊記錄。晚上在日本人設立的成淵中學讀夜間部，每晚6點到9點四節課。1943年（民國32年）在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農藝化學講座的食品化學研究室工作，每天下午助教上課，1個小時化學、1個小時英文，那個時候如果順利考過的話，就等於是大專院校畢業。可是那個時候得了鼻竇炎，又在熱帶醫學研究所工作，一兩個月後就沒有辦法繼續了。

1944年（民國33年）的某一天，熱帶病科派我送文件到杜聰明博士家。杜聰明博士人很瘦，門口養了一條狗一直吠要咬我，杜博士趕快跑出來緊緊地抱住我怕我受到驚嚇，杜聰明博士親切的態度讓我印象深刻，也是我日後立志學醫的原因之一。

保家衛國加入國軍

1945年（民國34年）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接管臺灣。我在失學又失業的情況下，還有基於想保家衛國的理想，志願參加國軍的招募。起初，除了平常的軍訓，每天努力學習中文l小時。我在70軍140旅280團第3營，當時的少校營長何海年在一次講話當中跟我們說，只要學習兩年完畢以後，成績優秀的，可以保送黃埔軍校，這應該只是他自己說說，後來我問其他部隊的戰友都沒聽過這回事。1946年（民國35年）7月，部隊整編為70師，師長是陳頤鼎中將，旅長謝夢權少將，團長周覺上校。我升為營部的中士衛生班長，營部的衛生室裡有一名上尉軍醫，另外就是衛生班長。升上了中士班長不但吃飯、衣服免費，一個月薪水有700元臺幣，而我本人不抽煙也不喝酒，所以可存錢寄回家，寄給我哥哥再轉給我媽媽；兩三個月寄一次可寄到1千塊這麼多，不然以二等兵的薪水，自己花都不夠。1946年（民國35年）秋天，部隊在臺南白河一座日本人留下來的軍營，整個280團集中在一起訓練，12月中旬就開到大陸了。

要去大陸的時候，我們都知道要去上戰場，但是上面都只說要「移防」。我們從營部走路到嘉義上火車，坐火車到基隆上船到大陸。火車在中途停站的時候，兵不能下車，都是軍官下來站崗，有人跑了他們就開槍。有個南庄人姓古的，當營長的傳令兵一年多，火車經過一個涵洞的時候也跳下去了，有沒有死我不知道，回來後也沒有他的消息。我不敢逃跑，我姑丈陳林有當我擔保人，他是南庄鄉公所的職員，我逃走的話會連累到他。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在經過嘉義火車站的時候，請車站的人寄給我哥哥，他當時在苗栗的新竹農校當教師，跟媽媽一起住在教師宿舍。內容大致上是說，我要離開臺灣到大陸去了，沒有辦法照顧媽媽，請幫我多照顧媽媽。

我們乘坐8千噸的運輸船到大陸，280團、包括140旅的旅部一共好幾千人都進去，因為還要裝武器，彈藥、糧食等，馬也很多，在基隆港停留了3天才開走。這3天我們沒有事情都悶在船艙裡面，好像豬一樣擠著，一個大通鋪睡一百多人。我因為在營部，吃飯時可以到甲板上放風，其他時間都擠在船艙裡。在甲板上，我還曾聽到船員在說臺灣人真倒楣之類的話。聽說有人跳海逃走，但因當時我在船艙底層所以我沒有看到。

運輸船航行了三天三夜到達上海，原本是預定到南通，那裡有「蘇北解放軍」，但是後來沒任務了，就到上海。在那裡過年，天氣冷，我第一次看到雪，還以為是棉花從天上掉下來。在上海住了一個晚上，隔天坐火車到徐州郊區的八義集。

我們要把臺幣換成法幣才能在大陸用，我拿了600塊臺幣要換，錢拿給營部的總務收走，沒有拿收據，我老實也沒有多問什麼，就一去不回啦。

徐州也在下雪，很冷，跟我住一起的是連裡面的下士衛生班長，姓彭，我們在地上鋪了稻草，兩個人倒在地上，大衣脫下來蓋著睡。徐州以後是用行軍的，下著大雪，營長凍傷了腳無法走路，就用騾車載；聽說共軍的游擊隊很厲害，當地民眾會通風報信，我則是看到團長周覺大罵路旁10歲小孩子「小八路」。走到了山東的魚台，營部原來那個軍醫偷跑了，我就變成軍醫了。

二日激戰不敌被俘

跟共軍第一次戰鬥是1月6號下午。我們一直走一直前進，突然聽到砲響，就知道是共軍打過來了，不知道是共軍的那個部隊，他打過來我們就跑，他們沒再追過來，我們跑到一個村莊裡頭挖工事和坑道。到了半夜機關槍又開始發動了，一直打，一直到天亮他們衝鋒喇叭吹了3次，都沒有衝上來，都被我們用日本的重機關槍打退，我們武器好，敵軍死傷不少。我軍有一個排長背部中彈仍不為所動，仍然坐在那裡。

1月7號，旅長、團長在那邊指揮，但是子彈打完了，糧也沒有了，我們1千多個人通通被俘。事後我們才瞭解，共軍用6倍的優勢兵力包圍我們。我們從壕溝起來看到八路軍死傷好幾千人，都腦袋開花了，有很多看起來都是十五、六歲，年紀還很小。我在戰鬥中背著藥箱、急救針、繃帶搶救傷患，不過我們工事挖得好，傷亡還此他們輕。

到徐州之前還跟其他的國軍發生衝突，自己人打自己人。我們要通過友軍，但對方要問口令，不讓我們過去，他們以為我們是共軍，就開槍了，我們臺籍兵有好幾個這樣被打傷找軍醫給他們包紮，後送到醫院治療。

政治風雨下，習醫路坎坷

被俘虜後，軍官和士兵分開來站，兵送到前方，軍官則都送到大後方，我在軍官這一邊，旅長謝夢權和團長周覺搭吉普車，我則跟著衛生隊的軍醫還有其他人走路走了一個禮拜到黃河以北的大後方學習，「大後方」其實還在山東省境內，但是什麼縣我搞不清楚。1947年（民國36年）的12月，一起在大後方學習的臺灣兵包括我有8人被送到華北軍政大學的臺灣隊，但是我對政治沒有興趣，我的志願是學醫，從軍政大學門口跑回來，要求分配衛生醫療部門工作。在冀魯豫軍區秘書長的安排下，我就被分配到山東的冀魯豫軍區後方醫院，工作是在檢驗室檢驗。那個時候大陸的營養條件不好，肺結核的很多，特效藥還沒問世，只能靠一般的治療法。在後方醫院半年，我就轉到地方去了。

我志願學醫是有這些背景因素的。第一、我父親30歲時即積勞成疾，被奪走年輕生命：第二，我哥哥師範學校畢業後，在苗栗農校教書，但他26歲患開放性肺結核，也是英年早逝；第三、我自己幼年時期體弱多病，時而因天氣變化哮喘，時而不明原因發燒，身體虛弱，營養也差，14歲的冬天，天氣太冷了，沒有毛衣、衛生衣禦寒，得了急性肺炎，高燒40度，當時抗生素尚未問世，我母親將我一路從南庄、頭份、新竹輾轉送到竹東一家何姓醫院，住院住了3天，才撿回一條命。經歷過這些事情，見到疾病的可怕，於是我想要當個醫生，不但能救別人的命，對自己的健康也有幫助。

我從後方醫院轉到劉伯承、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第17軍衛生部，也是搞化驗。開放性肺結核病人的痰我要把它在玻璃上塗片、染色、在顯微鏡下看就可以看到結核桿菌。病人一個人住一個房子，也沒什麼消毒。在軍衛生部我待到1949年（民國38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民國39年）到1955年（民國44年），我在福州軍區醫院的門診部擔任助理軍醫看眷屬，小孩子之類的，有兩個護士幫我。1955年（民國44年）有一場「反胡風」的政治運動，我因臺籍關係，從軍醫院轉到福州醫科大學。

1955年（民國44年）2月，在福建醫大病理科實習，我一邊隨班聽課基礎醫學課3年，一邊做病理切片的工作，接觸的都是人體器官，消毒、切片，檢查看有沒有癌細胞，就像這樣子。一般做病理切片的原因很多，打官司的有，那個時候沒有法醫，有糾紛的就找病理科；此外病死要做醫學研究的也有。1957年（民國46年）底「反右派」運動中，我遭到內部清洗批鬥，年底由福建醫大院長辦公室的秘書帶隊，跟醫大的右派份子分三個村一同下放到福安縣農村勞改，在基層拿鋤頭，跟農民一起勞動，歷經農村艱辛的勞動磨練。我在白石村，開山、種水田那些我都不會，人家說我挑擔子像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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