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和战略、策略讨论（1）

   （2009年11月5日）

   车复宗：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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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中国民主党当务之急是在没有办法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在国内的主要领导人大都已出狱的情况下，在承续以往各地建党时草创的党纲、党章的基础上，在以往各同仁间讨论了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在全党的范围之内、并欢迎社会各界朋友参与，就目前的中国政治形势下，我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路线和策略，进行认真的负责任的研讨，是历史赋予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性质和战略关乎党的生命。

   有关这方面问题，我已有多年思考，但是我更希望听取各位同仁的意见，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把我的思考奉献给全党。

   在这个讨论中，大家（包括党外朋友）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只服从真理。

   希望这个讨论，能在今年内完成，形成一个全党认可的文件，这个文件形成之后，我党就有了新的指导性的纲领、战略、策略和原则，同心同德地开拓新局面。今后，再将这个全党认可的文件提交中国民主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审议、追认。

   原定的第一期内容是王希哲和任畹町先生的文章（试发过），可是昨天收到了国内的“车复宗：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的重要建言，以国内优先的原则，就先发这一篇了，供大家讨论，各抒己见。

   这种讨论，没有了扣帽子，没有了剑拔弩张，特别没有了令人讨厌、甚至令人窒息的戾气。有的是旧友、新雨的磋商，成了有益的讨论，友谊的讨论。这样，人们就比较敢讲真话、心里话。

   泛民运的现状如黄奔先生批评的：“民运一开会，整天讨论程序问题，人事选举问题，‘整合’问题。没完没了。就是没有时间讨论对中国局势的实际政策路线问题，永远拿不出自己的正面主张的东西。除了叫喊‘推翻共产党’，人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所以，这种和风细雨的重大讨论尤为必要。

   徐文立(xwl1943@gmail.com)

   2009年11月5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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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复宗（国内）：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

   中国民主党联总（海外）各位前辈：

   我是国内一民主党党员，最近了解了一些党内争议的信息。在打工之余，冒昧写下自己的一些浅见，供党内同仁讨论之用。

   一．对中国转型期的战略预测

   1，中国（大陆）现阶段时代定性

   以1978年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始，中国从毛泽东的极权时代进入以邓小平为标志的后极权时代。由毛的个人迷信转为神话执政党的党迷信，“党天下”本质未变。但执政党的执政方针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转为邓的“两个坚持”。（即坚持抓经济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代表的党专制体制）。在后极权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执政党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国民维持自己权利的矛盾。“维权”是社会斗争的主要形式。“维权”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讲以“上访”为标志的大量个体、群体事件。广义讲一切民主运动（维政治权利为主）、民族运动（维民族自决、自治权利）、宗教活动（维信仰自由权利）均在“维权”之内。

   2，转型期的“路径”

   中国面临由“后极权时代”向“自由民主时代”转型的伟大历史课题，时逢这一转型期的仁人志士们纷纷提出各类转型“路线图”、“切入点”方案。如“先实现司法独立”、“党内先民主，再推动党外民主”、“先实现基层选举民主，再往上逐步扩大民主选举”、“教育改革，从提高公民素质入手”、“存量不变，增量民主化”、“设立政治特区”、双方让一步的“反对党保证不动执政党地位，执政党允许反对党合法化”、“香港模式大陆化”等等。这些方案提出源于共同的一个认识背景：中国转型期面对两种模式，一种是渐进缓和的模式，一种是激进动荡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我们要争取的，推崇的；第二种模式是弊大于利的，不可取的。 为此，以上种种方案共同特点是要争取执政党主动变革，为了不触怒它，为了改革可行，就要保证执政党地位不变。 我认为，中国转型不存在以上“两种模式”之选择，而只有“一个过程”即：由渐变到突变，再到渐变的过程。渐变是量变，是缓和的积累历史；突变是全局质变，是激进的“惊人一跳”，是分割历史。短暂的突变，就是危机的爆发，其主要表现就是大规模街头政治到圆桌会议。短暂的突变之后，又是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经过这样一至几个周期，中国走向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第一个渐变过程，又有执政党改革派掌权的“主动渐变”（但执政党改革派，也需要民众大规模街头政治的政治“授权”才能最终战胜本党内的强大反对派），和执政党迫于民间压力的小步改良的“被动渐变”之分。在当前，尚看不到“主动渐变”的可能性。因此，在“被动渐变”阶段，以上种种局部先行质变，带动全局质变的“路线图”没有可行性，统统是书生议政，是对执政党专制本质认识不深刻的表现。

   3，丢掉幻想，随机而动

   有人热衷于讨论危机到来的“时间表”，尤以2022年总危机爆发论为热。其实，历史是不能设计的，不能精确预见的（只能预测大势），只能借势随机（机会之机）而动。在这期间要从最困难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充分认识“敌”强我弱，对手暴力实质。那些认为“89六四民运中断邓政治体制改革”论，“六四广场早撤退即可能不遭镇压”论，“98组党只筹备不建党部就不会被镇压”论都是没有认清“敌”强我弱，对手残暴专制实质的政治幼稚的幻想表现。时过二十年、十年还纠缠这些历史的“假如”来进行个人人身攻击更是分裂我们的队伍，分裂我们的党。那些认为街头政治、动乱必倒退的人更是患上“动荡恐惧症”，恰恰上了执政党“稳定压倒一切”的当。

   二．我党的战略原则

   1，坚持“非暴力”原则

   中国历来有改良与革命之争，近年改良论占上风。北京“乌有之乡”的毛泽东思想左派们就公开宣称自己是“改良派”。改良即是在不动基本政治框架，专制体制下的改革。革命是立志进行基本政治体制的变革。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党的定位应是公开的政治反对派，是革命党。当然，我们又与中共公开鼓吹暴力的“革命党”有本质不同，我们反对暴力革命，是“颜色革命”的革命党。

   2，“合法斗争”原则

   我党现在是“身在体制外，动在体制内”。2002年中国公安部下文把中国民主党定性为“敌对组织”。国外党的骨干不能回国，国内所有党员不能进行党的活动，体制内没有我党生存空间。但体制内的法律，却有我们充分活动的空间。虽然中国（大陆）法律存在法不健全、有法不依、甚至“恶法”不少的现象，但仍有我们利用的充分空间，这样我们才能活动，才能争取民众。例：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既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良负的一面，又有确认保护国民“结社、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尊重人权”正的一面。这是宪法内在矛盾的表现。我们在其“正面”规范内活动，要求修改宪法，反对其“负面”。

   3，对执政党的政治态度

   我支持1999年国内民主党联合总部对执政党的“四字方针”，即“承认、批评”。承认你现存的执政党地位，批评你力图把这一地位永久化、神圣化、全能化的专制错误。认为任何政党可以“一党执政”，不能“一党专政”，“执”与“专”一字之差反映我党改革目标是现存游戏规则，而非具体游戏人。

   4，批评与建设相结合原则

   破字当头，立在其后。不断地去批评，去揭露其谎言与假象，不断告诫人们执政党的专制本质是影响中国发展的症结。这是我们党，是一切立志实现中国民主自由的志士同仁，是一切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天然责任。同时我党也应适时提出我们的建国大纲（如“五大建国纲领”等，太多了不易记，不易推广），用这预期目标来鼓舞、引导民心，进行建国准备。也应对渐变阶段一切有益维权、民生、改革的事件和改良的变化，给予正面的支持，提出我们正面的建设性意见。

   三．国外党组织的四大任务

   1，支持国内民众的维权活动

   了解、研究、参与国内所有重大、热点的维权活动。以党的名义，在互联网发声明、公开信、 各种评论，在国外为其造声势、拉援助，进行必要的“指导”性建议。推出我党现阶段的“口号”。有简明有力的主口号，有涉及方方面面的口号系列。口号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行动方式之一。口号要通俗化、口语化，切中时弊。（如美国奥巴马凭一句“Yes, we can.”改朝换代了。法轮功不也是靠几句口号即吸引了全球眼球吗？）聚全党之力去反复传导并力行这些口号，使其成为我们的旗帜。设计我党党旗、党徽、党歌，甚至我们的流行色、流行曲、流行肢体动作，总结、创新我们的颜色革命若干“战术”。

   2，援助国内党员

   反对执政党对国内党员的迫害、打压，政治上声援，经济上救济是其主要内容。建立国内外联络的公开与秘密通道。

   3，搞好党的建设

   我一个国内党员对国外党组织建设只能隔靴搔痒提纲式的提四方面建议：

   A理念。党自身建设总目标民主化、现代化、国情化。这是一篇大文章，有不同认识应摆出来，大讨论，互取长处，摸索前行。民主化是针对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而言。“集中”本应是民主制中的题中之义，而共产党将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民主成了手段，是假民主，是没有自由的民主，集中成了实质的党内专制。而我党的民主化保障党员言论、结派、选举等自由权利。各级党领导机构规范而有效率，基层党组织松散、柔性。在承认党章、党基本纲领、党各级领导机构前提下存在各种形式的党内派别，会使党更充满活力生机和制约、平衡。现代化是金字塔形往扁平型、信息化、网络化发展。国情化是指任何党建理念都要适合不同的国情与历史背景、党的战略任务。我们党也会有一个由后极权时代的反专制的“革命党”，往自由民主时代的“选举党”过渡的历史变化。

   B. 组织工作。国外党内多山头的统一是党心所在，尤其是我们国内党员所盼，谁完成此任务必是党建之首功。当然，我们也是团结与斗争（争论）统一论者，但首要任务是坐下来谈，开党内所有“山头”圆桌会议。美朝、巴以和国共两党尚能坐下谈，如中共同意我们也愿与之坐下谈，我们党内部为何不能谈呢？不经各“山头”充分协商，率先建立全党领导机构的行动必将造成党内的混乱和更大分裂。团结统一也是要讲原则和公平程序的，要承认党的历史传承和既定权威的。（在1995年贵州首先建立民主党—1998年浙江首先公开以“筹委会”名义建党—1999年联合总部率先实现十几个省党部局部联合，一直坚持到2002年—海外王希哲民主党后援会—联合总部（海外）这一个建党历史传承中，已涌现出以徐文立先生为代表的我党经受过十几年考验锻炼的领袖群体。）这与党的开放性、与党内公平竞争、党员一律平等并不矛盾。但不承认这些，则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当前现实情况下，中国民主党的工作重点，尤其是组织工作重点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如国外多数党分支组织认为条件成熟时，即可在国外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党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国内党员可缺席。中央领导机构中，可虚位保留国内名额。党的“大陆委员会”也只能在国内安全局势发生重大改变之后，在各省党内同仁基本认可下才有可能成立，任何率先私自成立“大陆委员会”（或别的名义的大陆统一机构）的行为都是盲动，其后果都会分裂、危害我党。国外党组织、党员应有一个大发展，党工作人员有义工、兼职、专职之分，工作有目标，有计划，有落实，有监督，有考核，有奖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