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1986年唐德刚与夏志清因《红楼梦》引发的论战，在海外轰动一时，但多属意气之争，于红学本身价值不大。对英国文学五体投地的夏志清，写了张“大字报”，认为潇湘妃子“刚同宝玉相会的时候应该很美，但不多久身体转弱，也就美不到那里去了，因之我在《红楼》章里特别强调她的病体病容，藉以纠正一般读者（包括德刚在内）对林姑娘所存的幻想”（《谏友篇一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
   
   夏志清以为林姑娘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即无足轻重，强调其“病体病容”不比“刚同宝玉相会的时候”，意在纠正读者诸君以为她还值得宝玉去爱的错误观念。

   
   然而，宝玉爱妹妹弱柳扶风，更爱她吐气如兰：诗词在众姐妹之上，心比比干多一窍，最难得的是，她是宝玉反抗读死书、死读书的千古知音。那个年代，大家公子能跳出“学而优则仕”的酱缸已属不易，女儿有这般见识堪称天人，能不让宝玉爱得死去活来？这一切，视中不如西的夏志清似乎很难理解。
   
   胡适的关门弟子岂是好撩拨的？《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针锋相对，寓庄于谐，拳拳到肉，从人品、文品、学识、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等方面全面剖析夏志清，认为“夏先生那种骄横的个性，和惟我独尊心态的养成”，乃至“崇洋自卑的心态”，是“学术界姑息养奸的结果”。
   
   这一大巴掌扇下去，恰似晴空霹雳，夏志清顿时偃旗息鼓。
   
   鲁迅笔战猛字当头，而德刚行文之老辣、锋利，犹在鲁迅之上。待看到唐德刚作于1950年代的《梅兰芳传稿》，“每逢严冬腊月，当兰芳把孝敬他们的红色纸包儿（那里面的蕴藏往往超过他们几个月的收入）递过去时，你可看到那些老人们昏花的眼角内涌出丝丝的热泪，透过蓬松的白色胡须，滴到满是油渍子的破皮袍子上去”，尘封的历史刹那间含情脉脉。
   
   寥寥数笔，传主的人格魅力令读者如沐春风；1997年《林彪儿媳张宁女士自传序》，融历史风云、红颜际遇于一炉，引花蕊夫人的“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道尽美女和民族的悲哀，非性情中人如德刚者莫办。
   
   唐德刚素有史学大家之誉，去世之后，声誉日隆。叫好又叫座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大作，优点人们已说得很多。而袁伟时、杨奎松等大陆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却一直保持沉默，是“心有千千结”，还是自恃身份，非我所能知也。
   
   好在我一无名之辈，胡乱道来，错了也不打紧，权当抛砖引玉。
   
   唐德刚文笔了得，对口述历史的贡献及其作品在大陆读者脑中掀起的思想风暴，凸显一个优秀的“历史说书人”的素质，非“诸葛亮是个帅哥”、“文字狱维持了社会稳定”[1]、“清兵杀入关内掳掠，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2]等百家酱坛聊斋学者可比。
   
   不过，要说唐德刚是史学大家，倒正应了那句老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史书看得越多，越觉得“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田晓菲《幽暗的树林》）的中肯、到位。
   
   周策纵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
   
   问题就在这里：“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的唐德刚，著史每每忘了老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教训，以致“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有时竟人云亦云，甚至满嘴跑马，硬伤累累，如被认为是唐氏代表作的《晚清七十年》：
   
   “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
   
   中共对辛亥革命向来坚持肯定态度，何来否定之说？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毛泽东文集》第2卷，1993年版，第402页。）“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页。）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1999年版，第345～346页。）[3]邓小平、江泽民、胡耀邦、胡锦涛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评价亦非常之高。
   
   唐氏彻底否定五四、太平天国，极力推崇北伐、孙文（孙文是“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现代人，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以国民党的“视角”观照历史，可议之处在在多有（参见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
   
   关于太平天国，唐氏认为：“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
   
   “洪、杨一伙”历时十数年，一度占据了半壁江山，摇摇欲坠的满清，不得不允许汉族军头（曾国藩、李鸿章）的兴起，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北洋、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怎么能说是“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呢？“洪、杨一伙”固然暴虐，满清、曾国藩何尝是善人？
   
   在此之前，唐氏肯定鸦片战争的重要性，便是其推动了中国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那么，对极大地削弱了满清统治基础的“洪、杨一伙”，除了合理的批判，亦当如是观之。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未为可取。
   
   唐氏《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毛泽东那几杆破枪，居然把蒋介石的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打得片甲不留。指挥数万至数十万大军的国军主帅在阵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至数十人之多。这不但是中国战争史上无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尝一见！”
   
   果然“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 可是，“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又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式蒋军的神话，海外亦有市场，真是教人情何以堪。
   
   中共东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朝鲜方面支援了2000多车皮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4]；苏联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步枪约70万支,机枪约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5]。
   
   一篇短文不可能将唐氏作品的缺憾、荒谬一网打尽。个人感觉，《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作品对拓宽视野、打开思路，自有其价值在，若与袁伟时等学者关于近代史的作品对照阅读，在为唐氏文采叫好的同时，对其笔下“事理的平实”亦会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注释：
   
   [1] 2005年10月18日，《兰州晚报》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崇年：“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2]阎崇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掳掠“人牲97万头”，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阎崇年：我赞成修改历史教科书》，2006年11月05日晶报）
   
   [3]转引自杨燕华《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及其意义》，《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4期。
   
   [4]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