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参观地主庄园画展那天，是十一月一个阴沉、晦暗的日子。那天早晨，李富坤和同学们一道，在集合哨声中来到操场上。天气骤然降温，同学们都穿上了冬装，站在操场上黑压压一片。班主任一张严峻的脸，像即将奔赴战场的指挥官，穿着件青灯芯绒军干装站在队列前。他身后是两株高大的槐树。风吹落一片片枯黄的树叶，吊在槐树横梁间的爬杆也在轻轻摇晃着。

   地主庄园是本省最闻名的一个。它的罪恶事实已作过大量报道，印成教材，写成小册子，在电台上广播。但图片绘画却具有直观的效果。当时，很注重这个。一进大厅，迎面便是一副毛笔书写的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字体遒劲，衬托在绛红色的金丝绒帷幔上。大厅底层玻璃窗都被遮了起来，深褐色的幕布把宽敞的厅室隔成一个个展览间。展览分内容、项目陈设。在一名手拿细木棍的女解说员的指引下，他们缓步经过放置在入口处玻璃柜里的庄园模型，悬挂在幕布上的庄园平面示意图。同学们排队进场时还在小声说着话，但一步入大厅，便变得鸦雀无声。

   展出的图片种类繁多。有剥削用的风车、斗和秤，有血写的卖身契，沾满血迹的皮鞭、刑具，关押穷人的牢房、地牢、凶恶的狼狗和脚镣手铐；也有画家们用粗劣的色彩描画的面黄肌瘦的农民，头戴破草帽手拄一根木棍的讨饭的老人，瘦骨如柴的妇女、孩子……面对这些阴森可怕的画面，同学们都屏住气，睁大了眼睛。这不仅仅是一座地主庄园。这是整个旧社会的缩影。

   同学们跟解说员前去了，李富坤还站在一幅画前。画面上一个交不起租的农民被捆绑在一根柱子上，地主的狗腿子用气枪把气打进他膨胀起来的身体里。狗腿子狞笑着，充气的肚皮像孕妇的肚子，破衣服下面的纽扣都崩掉了。画面似乎产生了一种动感，刹那间变得栩栩如生。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幻境中，他似乎是唯一的目击者。他对着那肚子、那被痛苦扭曲的脸望了会儿，转身走出了展览厅。

   门口站着一些别的年级的同学。他们刚刚参观了出来，一个个像做了场噩梦似的沉默不语。他在右手石柱一侧的台阶上坐下来。台阶前铁栏栅圈起来的花圃里开着白、黄、紫三色菊花。铁条锈迹斑斑，有一排圆圈组成的图案，上面的铁管被手磨得发亮。他默默地坐着。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去，是斑上的同学陈永宁。

   陈永宁穿着件蓝卡琪中山服，领口处露出红色统绒服的翻领，一张笑嘻嘻的脸，丝毫没有他在别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噩梦般的感觉。

   “你总有点儿正二八经的。”他对他说。“从没见你到操场上活动，除了读书，你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他望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也许有不痛快的事。”

   “什么不痛快的事？”

   “这难说，你和谁也不往来……”

   他脸上有种羞怯、试探的表情。他避开他的目光，调头朝大厅那头望。

   刚才站在那儿的学生到前面球场上集合去了。大厅里又出来了一批，同样的沉默不语，同样被噩梦般的幻觉所困。一名身穿呢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大门一侧，注视着从他面前经过的学生。高中部一位姓朱的政治老师弯腰在留言簿上题词。从大厅里传来解说员说话的嗡嗡声。

   他没想到他被别人观察，看在眼里：孤立，不合群，除了书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调头往大厅方向望时，脸上一副成年人的愁苦相。

   “他们快出来了。”陈永宁说。“我有个主意，我们上广场去租自行车骑。”

   “等会儿要点名。”他说。

   “可我们不能老呆在这个地方……”

   班主任从大厅里出来的时候，他俩一个倚在厅侧的石柱上，一个已从石阶上撑起身。一双轮胎底皮鞋咯吱作响地踏着麻石地面迈了过来，扳着的面孔问：“你们看完了？”

   “我们上厕所去了趟。”

   “那还站着干什么？”

   陈永宁搔着脑袋朝大门走去。班主任调转身来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去从头再看一遍！”

   二

   参观地主庄园画展是学校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活动之一。那时有许多这类活动，参观，访问，听报告，请老工人、老贫农到学校讲家史，忆苦思甜。学校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家史进行忆苦思甜。那天下午，他们班在礼堂分小组讨论。一个叫王英的女同学的发言引起班主任的重视。他们不在一个班组，李富坤只能断断续续地从礼堂台子上听到她的声音，看见台下她身穿花布棉袄的背影和搭在背上的扎着红头绳的长辫子。她掏出手绢擦眼泪，调过脸来擤鼻涕。小组的其他成员都默默地望着她。负责记录的副班长郑新也停下了笔。李富坤很想知道她都说了些什么。从班主任那张激动的脸上，他看出这次“忆苦”有点不同凡响。

   课外活动，班主任叫他去办公室一趟。教师办公室在教学楼对面的四合院里。李富坤从二楼教室里下来，横穿过操场。陈永宁和班上几个男同学在槐树下练习爬杆，望着他神情抑郁地打一旁走过。他不知道班主任叫他去做什么。是为了上午在展览厅前那事，还是他读的那些书？新学期开始，他就爱上了阅读。他已读了不少书，学校图书室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就搞了张借书证，上市图书馆去借。他读莱蒙托夫、普希金，读能借到手的翻译小说。班主任打比喻说：一盆清水滴一滴墨水进去，看不出变化，滴两滴、三滴进去，也看不出来，水仍然清澈透明，不会变色，但不断滴下去，墨汁多了，水的颜色就会改变。你现在还是一张白纸——我衷心希望是这样——要注意在上面涂上什么颜色。“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接班人来说，‘德’是第一位的。我希望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成为合格的接班人，走什么道路，你自己去选择。”班主任这番话是分两次说的。一次是在前不久的晚自习上，他缴获了他读的《猎人笔记》，另一次是在民主生活会上。他当时拒绝表态，班主任说哪天找他单独谈话。

   班主任叫他去，是为了他填的一张表。

   “坐吧。”他说，没望着他，推开正在批改的作文本，拉开办公桌抽屉，把取出的个人档案在桌面上摊开。

   李富坤隔着办公桌坐下来，双手把着藤椅扶手，眼睛落在那张划满表格的纸页上。班主任对着它望了会儿，清了清嗓子说：“需要问你几个问题，有的地方你没填清楚。”

   他在藤椅上动了一下。他认出表上自己的笔迹，但却记不清表是什么时候填的了。

   “你没很好理解这上面的要求。”班主任说。“社会关系这一栏，你什么也没填。”

   “我家里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他说，感到喉咙发紧，声音有点儿走调。

   “没有和你家庭来往密切的人？”

   “没有。”他视线越过去，望着窗口。二班一个同学双手吊着窗框下缘，往里瞧了瞧，跑开去了。他调开脸，往一旁二班班主任那张办公桌上望了望。

   “你可以仔细想想，问问你家里的人。”班主任说，继续盯着表，眉毛扬起来，不很宽阔的额头上出现了几条抬头纹。他三十岁出头，菜色的脸，扁平的鼻梁，略微凹陷的眼眶下高耸着一对颧骨。他往表上低下头去时，李富坤注意的正是他脸上这一突出的特征。“亲属这一栏，你只填了你舅舅、孃孃，你母亲的兄弟和妹。”班主任把表推开去一点，说。“可这一栏也包括你父亲那方的人，你父亲的兄弟姐妹……”

   李富坤真想看一看那一栏他是怎么填的。自进校以来，他先后已填过几次表，他是否每次填的都一样？他想到以后填表一定要留一份底稿。班主任抬起头来注视着他。他说：“我父亲没有兄弟姐妹。”

   “也没有别的亲属？”

   “我不知道，就连他我也没有见过。”

   “你从没见过？”班主任问，脸上没表现出多大的好奇。

   “我生下来不久，他就逃窜了。”他说，虽然表上已填，但他还是补充道：“逃到台湾。我母亲一直没和他住在一起……”

   “他在伪政府里任什么职务？”

   “我不知道。”

   “你没问你母亲？”

   “我母亲也不知道。”

   “可你应该了解。像你这么大的年纪，都应该了解自己的父亲究竟是干什么的。”班主任说，望望二班一个进办公室来交作业的男同学。

   “我想他没当多大的官儿。”他说。

   “是吗？”班主任说，扬了扬眉毛。“可一般的官儿是逃不到台湾去的。”

   他注意到班主任笑了笑。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露出这样一丝笑容。沉默中，他瞧见班主任掏出烟盒，抽出支烟，几个手指头像擀面条似的在桌面上擀了擀，然后擦燃火柴点上火，从眉毛下瞥了他一眼。他可能不相信他，怀疑他没说实话。但，他知道的就只这些。他不仅没见过他本人，甚至也没见过他的相片。

   “魏老师……”

   “什么事？”

   “我家庭成份没填错吧？”他双手把着扶手，踮着脚，身体前倾。“我母亲说该跟她填，解放后她一直靠教书抚养我们……”

   “我请示一下，也许可以这么填。”

   “还有什么事吗？”他问。班主任没吱声，皱了皱眉头，脸上一副不很痛快的表情。他一声不响地从笔端取下钢笔套，插上笔。它打开搁在那儿，本来是想填上点什么的。

   窗外操场上的欢闹声突然变得响亮起来。刚才，他一直集中注意力，这声音只是隐隐耳闻。他已感到呆得太久，面前这张脸已叫他视力疲倦，一个球飞来碰在窗下板壁上弹了回去。他挪动了一下藤椅。 “你再问问你母亲，有什么情况你都可以补充上去。”

   “知道。”

   班主任把桌上的表收起来问：“这次你姐姐上山下乡去了？”

   他点了点头。

   “她以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班主任说。“你应该向她学习。”

   三

   李富坤没向母亲提起填表的事。他母亲是小学教师，从来不想在他面前提到那个毁了她的政治生命的人。有关父亲的记忆就像腐烂物质沉淀在家庭这片死水塘中，只消牵动表面漂浮的水生物便会带上来团团污泥浊水。

   他姐姐李萍去上山下乡，是为了离开居委会，离开这个她越来越觉得沉闷的家。班主任叫他向她学习，却是提醒他和家庭划清界限，注意不良影响。

   李萍已满过十八岁，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她做零工，在居委会服务。但在居委会，出身不好的子女的名字是不会出现在招工单位的名单上的。一开始动员上山下乡，她就去报了名。好像上山下乡也是种新工作，给她提供了一种新生活的前景。她瞒着家里下了户口。她受到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的表彰。母亲却为此伤透了心。

   晚饭桌上，李萍谈到发给下乡知青的新铺盖，说她打算留在家里，带床旧的去。她想打破饭桌上的沉闷空气。但母亲杨庆容却没好气地说，家里不想沾谁的光，发给你的你就带走好了。

   吃过晚饭，李萍出去找一块下乡的伙伴去了。杨庆容去学校参加晚上的政治学习。李富坤没去上晚自习，请了假在家帮母亲改作业。从新学期开始，他就抽空帮她改作业，改部分测验和考试试卷。他坐在油灯下，改算术题，听着院子里小孩子们的闹嚷声，脑子里却想到地主庄园，和班主任的谈话，想到一周前他在民主生活会上作的那次划清界限的发言。一想到它，他便面红耳赤，心慌意乱。发言完全以失败告终。尽管他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事前就接到通知，要在会上作划清界限的发言，但到头来还是一败涂地，比什么都不说还要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