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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哀悼期间，我获准返回家里。总理的讣闻，除了通常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老套说话外，还特别提到他接受了「精心治疗」，但还是「医治无效」。这些虚假的说话无疑是为了回答愈来愈多的批评，说周总理只得了有限的照料，同时死后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总理的遗体，经处理后，被存放在他逝世的医院里。周要求死后火化，但当局决定他的遗体不准备公开给人瞻仰。我非常愤怒，因为我知道许多其他的人都被准许在总理病危期间去探访他，即使在床边站一会儿也好，可是我却被剥夺了这机会。

   幸运的是，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晚上，他的侍卫领班打电话到我家中。我在跟随总理时认识他，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他待我如家人一样。我们互相慰问之后，他说：「总理明天便要送去火葬场了。如果你要见他最后一面的话，你可立即来天安门广场，我带你去见他。」放下电话后，我立即穿上大衣，戴起暖帽，飞奔出门。侍卫领班开车送我到医院，从一道小门走进私人瞻仰室。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若然给人发觉，特别是给总理的敌人发觉的话，我们两人便有很大的麻烦。因此我要赶快完成对总理的瞻仰。我已不记得现场的环境怎样了，只有一个印象是一支点亮的洋烛和一副简陋的棺木。总理的面容非常清瞿。我强压着心头的悲痛，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是最后一次，我和总理单独在一起。我默然说：「总理，再见了! 地老天荒，我会记着你。」我对他的遗体三鞠躬，再静默一会，然后转身离去。翌天下午，总理的遗体将会移送火葬场，并且不会有任何仪式。四人帮宣布不会有公开追悼活动。可是，那天一早，灵车经过的长安街便挤满人群 -- 超过一百万人，他们都在这里送别总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在家里。领导千叮万嘱，着我们该天不要上街致哀。于是我们只好在家里看晚上的电视转播。我们噙着眼泪看着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缓缓驶下，大街两旁是各式各样的人：带着孩子的父母、年轻的学生、工厂工人、农民、家庭主妇、抱着婴孩的母亲 ....... 每人都在哭，向敬爱的总理告别。

   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总理追悼会。我获准参加。大会由副总理邓小平主持，并宣读悼辞。当他一开始发言说到「我们的总理」时，他也不由哽咽了一下。为了表达我对总理的感情，我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发表。但过了几个星期，文章仍未见登出。于是我打电话到报社去查询，接电话的职员说没有收到我的文章，便随即收线。

   一月杪是农历新年龙年的到来，而按中国传统龙年是不吉利的年。二月初，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出现，指责他是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消息，因为我们希望有改革思想的邓成为周恩来的继承人。三月，当清明节快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份杂志发表一篇尖锐抨击周恩来的文章。几小时后，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在行走全国的火车的车身上髹上标语，一个抗议行动开始酝酿。

   我这时已返回干部学校了。那些从北京回来的同僚告诉我，人们纷纷拿着花圈和丝织菊花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花圈堆积成了一个小山。此外，人们还在纪念碑上贴满了诗歌和赞词，其中一个名句是：「我哭豺狼笑」。党委和外交部给我们三申五令，不准抄写天安门上的诗句和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但没有人加以理会。四人帮认为是邓小平的阴谋。但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不需要被引导去宣泄他们的愤懑。广场上的人群愈聚愈多。在广场上漫步并互相交流不满情绪成为千千万万人每天的节目。

   四月初的一个晚上，政府开始清场，派出卡车和上千计的人员搬走广场上的花圈和鲜花，并逮捕在场的人。接着，冲突开始。政府加派人手，出动上万手持木棍的民兵武力清场。结果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及被架走。这事被称为「五四天安门事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