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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春天，我在调派海外工作两年后，返回北京。迎接我的是妻子向同和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返回家里，我的心情和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如释重负和心存希望，另方面则是心力交瘁，疲惫消沉。我给家里带回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在过境东京时购买的彩色电视机。我和向同虽然在政治上是卑微者，但是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在一夜间成为名人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们小小的客厅成为附近的孩子们的电影院。每个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外交部大院的所有孩子都来敲我们的门来观看每天一次的广播。我们欢迎这些孩子，因为这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的忧伤。可是有时我们感觉疲倦想早点休息时，我们看到孩子们如痴如醉地盯着电视，我们都不忍着他们离去，于是每个晚上都弄到十时电视台做完节目为止。

   回到外交部后，我多次问起周总理的情况，并要求去见他。答复总是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和我没有关系，同时总理也事务繁多，没有时间和下属应酬。谣言满天飞，空气中充满焦虑。现在没有人怀疑总理已经时日无多了。在十一月的时候，有人见到他在北京饭店的餐厅，一边工作一边吃饭，外表非常衰弱。有人说毛主席最初的时候不批准周进行膀胱癌手术，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江青和她三个最亲密的战友，现在被人称为「四人帮」。其中两人是文胆，替毛泽东起草许多文告，另一人则曾经打过韩战。这四人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其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们听毛的说话，毛叫他们咬谁便咬谁。此外，他们也咬那些威胁他们位置的人。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需要毛泽东屹立不倒，以及周要死在毛的前面。因为如果毛先死，他们便失去保护，势必受到那些他们整过的人的反击和报复。许多年来，他们用尽方法打倒总理。现在总理重病，正是他们的机会，透过干扰总理的治疗，令他早日「归西」。据说有一次江青着医生暂停给总理输血，借口是她有「重大」的事情和总理商量。但是总理得到许多人的敬爱，包括海外人士，所以他最后还是得到应有的照顾。他接受过许多次的手术及传统的中医治疗，可是一切都来得太迟了，我们都屏息静气，以极其悲痛的心情，等待那随时到来的一刻。

   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外交部的那两个女人便想把我外放，要我到外语学院教书。那意味一个很大的降级：从天安门城楼下降到白粉纷飞的教室。可是，新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另有计划。乔冠华是周总理的一个忠心的老部下，他向副总理邓小平负责。邓已经被打倒两次，但都再能爬起来。邓不同意党内经常搞政治斗争，去抓什么右派分子。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吃得饱，而且「不理黑猫白猫，抓到老鼠便是好猫。」

   乔冠华几年前和一个富有的律师的女儿结了婚。这律师早年曾资助毛泽东的武装队伍。(译按：律师是章士钊，其女是章含之。) 章含之受过良好教育，是英语专家，在回外交部工作之前曾在外国生活。她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之一，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她曾协助翻译。乔冠华没有把我「放逐」出去，他任命我为国际司的副司长，负责统筹我方和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联系工作。在我上任之前，我第四次被派到五七干校「学习」。

   周恩来与疾病的斗争在1976年1月8日结束。他逝世的消息在第二天透过电台和播音器向全国广播。正式宣布消息之前，是令人悲伤的哀乐。全国人民同声一哭。据说，有一列火车，载的全是人民解放军，在得知消息后，全车大声痛哭，很远的地方都听到。

   和毛泽东不同，周恩来没有搞个人崇拜。而虽然周的敌人多方设法中伤他和陷害他，中国的八亿人民都敬爱着周总理。他像慈父一样关怀人民。他出现在大灾难的场面里。他随时停下车来和老乡交谈，以明白农耕收成的情况。他是一个时常面带笑容、风度翩翩、散发着个人魅力的外交家，赢取了不少外国朋友。

   当我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寒冷的天气里在农场喂饲猪只。我的哀伤是无限的，我为自己而哭，为总理所受的苦而哭，为中国而哭。一盏在大风大浪的海面上的明灯熄灭了。除了尼克松的到访和其他外交成就之外，中国自从文革开始后，已倒退了十年。中国的前途现在正握在一个被群小包围的垂死的帝王手上。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