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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思考 欧阳懿
感觉是仲夏的下午,纳凉于山腰一亭子。山下,风吹乌江,呜咽有声,让人想起美女虞姬别离项羽。
歌声高扬,一壮汉挑副悠悠的木桶担子,往山上行,喊唱着:“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
“好诗!好歌!”
回头一看,一布衣老者已飘然立于我身后,微微地笑。
我微笑着请他坐下。这时,挑担唱歌的壮汉也来亭子上,歇下木桶担子抹汗,醇厚甘美的酒味直往鼻子嗓子里钻。
“好酒!好酒!”原来是个卖酒的汉子。
我和老者都拿过木瓢围着桶痛饮。然后与老者争着付酒钱,然后评酒、论诗。
不知不觉和老者行走在下山路上,在江边掬水洗手洗面。一渔翁撑条扁舟划过,把个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揉成圆润的歌珠子,轻轻抛撒在晚霞映红的江水里。
“多淳朴的民风啊!”我和老者同声道。
凉风吹送,蛙声阵阵。
村口老树下,一只青蛙对一头老牛嚷嚷:
“你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比你还大!”说着闭了嘴鼓气,眼珠子也快鼓出来了。
“小心啊,兄弟,可别把肚子鼓破了。”老牛说。
青蛙不理会,继续鼓气。突然,捂着肚子不吱声,脸上显出痛苦不堪的样子,“咕咚”地遁落水里。想来是伤了内脏或者鼓破了肚皮。
“大也?小也?牛也?蛙也?”老者哈哈大笑。
“先生乃庄周子乎?”我大惊。
“庄周也?蝴蝶也?庄周之梦蝴蝶蝴蝶之梦庄周也?”说完不见。
最近神经脆弱得很,稍一刺激就失眠,偶尔挤进梦里,仍闹腾得没安稳。这不,手下枕了一本美国鬼子房龙的《人类的故事》,烙得我睡不老实:厚厚的一本,上下数千年,纵横一寰球,总共六十三章447页,咱中国人只在第42章中和印度人各占半章计3页!
是欧洲中心论的偏见?是金发碧眼儿自甘堕落在井底?是我们的文化过于高深?庄周子在我梦中的玄说意味着什么?谁是那头牛?谁又是那只蛙?我一头雾水中。
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我知道,需要进得去出得来;对于阅读的人,要有自我的判断,预防搅浑的水和人。这可以肯定。
曾经关注过一些先秦诸子的研究。记得有一套“国学研究丛书”的数千字的前言,我读过好几遍——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对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被侵略的历史的对年轻一代的昭告宣传,从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最后的感觉是:这种昭告宣传与研究无关,简直就是当初要教先秦历史的教授用马克思主义作标准的翻版,闹着玩儿。难怪“孔子尊重女性”呢,就差“孔子主张婚姻自主和恋爱自由”了。
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的产生,更多可能来自于生存其间的人们感觉生命有保障、财产能安全、精神可以自主、人格不失尊严和遭遇不可抗拒的个人灾难时有及时友善的救助。
国学及其研究如果离开了国学及其研究本身,就不是学问研究,这“成果”,不但不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相反,只能让爱国的人们生活在虚妄之中,只能使这研究成为“完美”的伪“科学”。这些,都是自误和误人而要闹笑话的。
上个世纪末期,据说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X时间Y地点聚会,并有了重大的发现和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21世纪是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中国的人们突然欢跃起来,奔走相告——为指日可待的复兴,为终于又回到能成为世界的救主的点。
后来,听说,有人去追根探底,说是没有这样“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X时间Y地点聚会,并有了重大的发现和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21世纪是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的事件。
但这一杜撰的结果和影响还在,人们多不知道它的杜撰性:数以千万计甚至比此还要多的人们还生活在这杜撰的事件带来的亢奋和虚妄中。
去年六月,我关注到这种亢奋的延续的“百万幼童背古经”的事件和相关事件及其成果展示。还有一个亢奋者,领着我们读《大学》,句读不当,更莫说把个“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搅拌成“为人民服务”、“雷锋同志”、“以德治国”、“共产主义思想”以及“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
这些“智慧”和“聪明才智”,既使人佩服,又使人怜悯。
一个脑外科医生对于父母、妻、子和有利益冲突、情感嫌怨的人的脑瘤手术的介入或回避的心理和方式,对于中国式的国学研究,应该有很大的触动意义。
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无论是博物馆还是散落民间的,只有象三星堆那样真实,才有一定意义。同时,应该以理性探寻:三星堆与我们已有文化精神有与无、有多大的关联;还要以平常心对待这种探寻的结果。这样,中国的文化精神才能象一个平民化绅士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优雅地对谈。
在中国,这种气度的存在是真实的、可能的吗?
喜马拉雅山脉、漠北草原和沙漠、东向和南向的大海都已经不能成为国人与外交往和交流的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而心灵的空间在有限与无限之间任人安排。
2002年2月27日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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