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从竞选军委主席到天立皇帝——告陈泱潮
从竞选军委主席到天立皇帝——告陈泱潮
陈泱潮先生：
从1999年起，我就开始组织中国共和党，并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原计划2008年之前取得成功，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想法确实是太乐观了。这是由于我过高地估计了中共领导人的理性，也过高地估计了民运人士们的智慧。我没有如期当选，责任不在我。如果魏京生、王丹、徐文利等名人如果有起码的政治智慧和觉悟，他们就应该自觉羞愧。我没有如期当选，这也是上帝耶和华要严惩中共领导人。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就清楚地表明上帝要惩罚中共领导人。
我当然知道中国是中共一党专政，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以和平手段结束一党专政吗？我从1999年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由于中共不允许，也由于魏京生等不支持，我只好凭天命宣布我张国堂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总统，后来又凭天命宣布我张国堂是中国永远的皇帝。这就是为了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宪政民主。
在符合公义原则的前提下，只有唯一的可行的办法，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而且，政治形势需要采用这一可行的办法，那么这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天命。
我们要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宪政民主，必须在中共之外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要在中共之外、中国大陆之内竖起一竿大旗“招兵买马”。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结束一党专政。
海外民运的现状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还内讧不断。而且，国内的民运人士如果追随海外著名的民运人士，坐牢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指望魏京生等辈领导中国民运，是不可能的。魏京生、王丹、徐文利等辈既没有当总统的志愿，也没有当总统的智慧和才能。我追随他们不可能有前途，不可能有出路。我如果追随他们，只有坐牢，必然一辈子无所作为，一辈子穷困潦倒。
国内的范亚峰、陈永苗、郭飞雄、高智晟、胡佳等辈以维权来现实宪政民主。他们的努力已经被中共打压下去了。而且，郭飞雄坐牢了，他除了获得一些虚名之外，一无所获。搞维权的人不可能有前途和出路，不过获得一些虚名罢了。
徐文利说搞民运不能为名为利。他的话容易说，但很难做到。因为世上不为名利的人很少很少，甚至没有。靠不为名利的人搞民运，民运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只有以和平的手段与中共中央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我们民运人士才有出路，才有前途，才能光宗耀祖。我张国堂就是要光宗耀祖，我也要让我的追随者光宗耀祖。中国男人就是应该立志光宗耀祖。中国人追求光宗耀祖是美德。
读书当官，就是我的理想，就是我的志愿。只有当官才能为国效力，服事民众，为民造福。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为当官而谋政，不合圣道。
我们追求王道下的民主，反对没有王道的民主。因为没有王道的民主祸国殃民，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明证，希特勒上台的历史也是明证。毛泽东是追求民主的，毛泽东的民主是中国的祸害。儒教是王道，基督教也是王道。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政府，不可能人人都当官。民众选举熟悉王道的读书人当总统、当议员。再由总统和议会任命各部部长。还要建立文官制度，让熟悉王道的读书人在政府当官。因此，读书当官与民主政治是不矛盾的。
《圣经》说：“摩西的岳父说：‘你这作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作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出18:17~24）由民众选举熟悉法度和王道的读书人管理自己。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民主。
基督徒应当以《圣经》的教训服事中国民众，应该有权当官以荣耀上帝耶和华。
我张国堂已经在中国大陆立住了脚，中国共和党已经在中国大陆成为事实上的合法政党。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一个伟大的成功。你陈泱潮能在中国大陆立足吗？不能。
任不寐先生搞网选，郭国汀先生主张公推民运领袖。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唯有我张国堂的主张，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
我张国堂就是一竿大旗，看到这个旗帜的青年才俊就会向我张国堂汇聚。只要政府中的有才华的年轻官员（包括军官）读了我的文章，就会追随我，支持我。我们需要一大批有智慧的年轻民运人士加入我们中国共和党，作宣传家和组织家。把我的文章向政府官员宣传，也向教会宣传，向大学的师生宣传，向企业家们宣传。等等。加入我们中国共和党的民运人士必有富贵、尊荣，必然光宗耀祖。
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而张国堂学说是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综合，是中西方治国安邦的正统的政教学说。张国堂学说一定能战胜马列毛主义。
我告诉你：提出大选制度、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的主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出理由说服中国人接受大选制度、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因为孟德斯鸠、汉密尔顿已经有成熟的构想，而且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摆在中国人的眼前。当然，也不能照搬美国的体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但中国大学中的宪政专家很多，由他们去构想不是很好吗？不需要你陈泱潮再作什么构想。我的《中国共和党宣言》所讲的中国必须采用大选制度、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的理由，是充分的，是能打动中国人的人心的。因此，我的文章比你的思想要切实实用。
我从中国历史的观察中，总结出了一个重大的规律。就是：君主制王朝的更迭与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是自然规律。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没有连续地超过三百年，汉朝虽然超过了三百年，但分西汉、东汉；宋朝也超过了三百年，但分北宋、南宋。因此，所有王朝都没有连续地超过三百年。在王朝更迭时，一般都会爆发为争夺政权的大内战。这些内战往往都杀得血流成河，都兵荒马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往往导致饿殍遍野。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历史事实，因此中国必须建立大选制度。
考察世界历史可知：议行合一的政体容易制造冤假错案，而三权分立的政体不容易制造冤假错案。中国历史上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特别多、特别大。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冤假错案害死了。中国人要想避免冤假错案的迫害，就必须实行三权分立的政体。
托克维尔说：“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人身自由。”我结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论证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如果没有这个人权，其他人权就没有保障。有出版自由的人权，其他人权也就有保障。
我还在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托马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系统地论证了私有制的正义和合理。主张公开、公平地进行国有经济的私有化。
我的这些政治思想，不是从书上抄来的。而是我运用西方正宗政治学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而得出的结论。
以众所周知的事实和道理论证自己的主张和见解，这是真正的智慧。你的《特权论》比我的文章差得很远。
主张多党制并不重要，实践多党制才是重要。你陈泱潮说你在1974年就主张多党制。你的话你没有提出证据来证实，别人也提不出证据来证伪。我们知道，你向毛泽东、“四人帮”上书，毛泽东、“四人帮”没有抓你。是毛泽东、“四人帮”开明，还是你陈泱潮说谎？我们没有证据下结论。但我们知道“毛泽东大杀思想犯的血雨腥风”，这也是你说的，而你在“四人帮”当权的时候没有被抓。
你直到今天，你都没有主张多党制。你只是说说多党制罢了。我在中国大陆艰难地组织政党，你从来没有支持，更无帮助，而且还以谩骂、污蔑我。你这是主张多党制吗？你不过是在海外空喊多党制以招摇撞骗。
由于国内的读书人的胆怯，也由于魏京生、徐文利、王丹等辈缺乏政治常识，我的组党工作极为艰难。王丹虽然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的博士，但他对《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书读得很少。王丹不信耶稣基督，也不信孔子。他的政治思想都是中共教给他的。王丹的民运，不过是中共内斗的延续。赵紫阳、鲍彤、林牧、包遵信等辈都不过是中共内部斗争的失败者，追随他们只能是失败。
十年来，我一直孤立无助。你因此嘲笑我，这就是的你的无知和邪恶。我在孤立无助的时候，倚靠上帝耶和华，百折不饶、自强不息。这种精神，你应该尊敬。我告诉你：我百折不饶、自强不息的精神必将成为中国人强大的精神力量，必将激励子孙万代的志士仁人百折不饶、自强不息。
我一贯强调学习和观察，一再告诫中国人要作学者和观察家，不要作思想家。而你陈泱潮却不愿学习，也不愿观察明显的事实。你的政治思想有太多的马克思式的哲学思辨。你的宗教思想基本上是对隐秘的事的凭空想象。因此，你的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都是垃圾。
我一再要求从政的人不可读佛教，也要少读哲学，而要认真读《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历史书（不必通读，要有选择地精读），也要精读著名政治家的人物传记，特别是要读《林肯传》和《林肯选集》。这是政治家的基本功课之一。你却很少读历史。而且，你读马列和文革时期报纸上的文章读得太多。你的大脑已经坏了，你的思维极其混乱。你的大脑需要“格式化”。
在文革时期，我对政治毫无兴趣。这就是先知。凡是在文革时期热衷政治的人，很难不犯罪。如果发表自己的见解，就极可能被整死。在文革时因发表异议而被整死是不值得的，对社会也毫无帮助。螳臂挡车、蚍蜉撼树，这不是明智。你文革时作毛泽东和“四人帮”的走卒和帮凶，难道不是犯罪吗？你当时写《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过是向毛泽东献策邀宠。张志新、遇罗克都死得很惨，其他政论家也都被抓坐牢，九死一生。而你陈泱潮却平安无事，这就表明你的政治思想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你坐牢是在邓小平时期，不是在毛泽东时期。你因为不满“四人帮”被抓，还企图策动赛福鼎搞政变，这一切都说明你不过是毛泽东的走狗。你后来把文革时期写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改名为《特权论》，在民运人士中招摇撞骗，还说你自己是先知，你真是不要脸。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