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脑科学看“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 /严家祺

   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与哲学、科学、宗教是什么关系呢？
   意识形态（ideology）的本义是“观念学”，是一种企图影响人或指导人行动并改造社会的观念体系。哲学也是“观念学”，但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哲学用理性思考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但比科学假說帶有更多的猜测性、思辨性。哲学诉諸推理、想像构筑解释世界的“自恰体系”。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我们周围世界的一个又一个领域被科学占据后，哲学就一步步退让。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兴起，在这一哲学流派看来，传统哲学关注的许多问题———有关上帝、自由、精神、生活目的、道德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寻找知识是科学的职责，哲学不应建立理论或体系，更不应该借此來探求真理；哲学只具有兩种功能，一是证明先前被当作哲学思考的大部分内容是无意义的，二是通过澄清和说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术语，在方法论上帮助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注1）
    现在，逻辑实证主义掀起的“哲学革命”早已过去，在人们看来，哲学仍有它活动的广阔领域。一般來說，绝大多数哲学只是为了理解世界，并不企图去直接指导人的行动，而意识形态是一种行动的哲学。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說：“哲学是一种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学问。一方面类似神学，含有对若干‘确定的知识’截止现在尚无法切实了解的事物的猜测，另一方面又类似科学，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无论为传统的权威，或信仰的权威。我是这样主张的，一切‘确定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教条以至於超越‘确定的知识’的都属于神学。但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个‘无人地带’，可能遭受来自兩方面的侵袭，这一个‘无人地带’就是哲学。”（注2）作为“一种行动的哲学”的“意识形态”，既带有神学的部分特征，又带有科学的部分特征。
   意识形态又不同于宗教神学，宗教神学关注来世，意识形态关注现世；宗教神学要求人信仰，意识形态希望人通过理性去接受它；宗教神学的目的是要改变人的心灵，而意识形态要改变人的思想，通过人的行动來改变现实的社会和政治。

意识形态企图借科学精神來改造社会

意识形态是近代理性主义发展的产物。科学的兴起是用人类的理性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而意识形态企图借科学精神來改造社会。最早采用“意识形态”一词是法国革命时代的哲学家A•L•C•德斯图•德•特拉西，他相信，依靠人的理性，可以设计出好的制度來改造社会。尽管意识形态与科学幷不相同，但意识形态经常以负有使命的科学面目出现。社会现象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对社会现象看法的分歧、对如何改造社会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使意识形态众说纷纭，形成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主义”和“流派”。

不同意识形态间有“亲缘关系”

   或“其他关系”
   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超验公理体系（即其中有一些无法为人类经验验证的公理），每一种意识形态也有一个公理体系。从脑科学看，这种公理体系在人的大脑中一旦固定起来，就会形成一种思维的“脑内框架”。意识形态的公理体系不是超验的，也不象欧几里德几何公理体系那样严格。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有（1）亲缘关系；（2）敌对关系；（3）其他关系。相近的兩种意识形态，有部分公理协调或相似，敌对的兩种意识形态，一些公理完全相反。
   每一种宗教、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特有的一套公理体系，当这些公理体系关注的是同一类或相近的问题时，宗教或意识形态就表现出互不相容或分裂的特性。在这一点上，宗教、意识形态与科学大不相同。科学的不同学派，经过讨论、争论，错误的理论会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不够正确的理论会得到修正，科学的不同学派可以在新的基础上达到统一。不同的宗教，由于超验公理不同，由于公理的超验性，永远无法辩明谁是谁非，永远达不成统一。不同的意识形态，也由于公理不同，依靠讨论、争论，无法互相说服，每一种意识形态公理体系，都是一个“自恰”体系。由于意识形态公理不帶有超验性质，当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抛弃了那些明显为经验证明为错误的“公理”后，建立在这些“公理”上的意识形态也就没有人去相信，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理由。
   宗教关注来世，意识形态关注现世。如果說，宗教按人们对来世的看法和通往来世的不同途经形成不同的超验公理体系，那么，可以說，意识形态对现世的不同看法和改善现世的不同途经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公理体系。

“意识形态”的“脑内框架”

由于意识形态关注现世、关注现世的利益，往往与政治有密切关系。不同的党派往往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1901—1990）认为，“意识形态政治”，是“理性主义政治”、是“书本上的政治”。实际政治与书本政治不同，经验积累起着重要作用。从脑科学的角度看，“书本”是一种相对“凝固”的信息，当一个人的大脑接受这种相对“凝固”的信息後，往往会形成一种固定的“脑内框架”。意识形态的若干條公理和原则，也就是“脑内框架”。许多意识形态以此为出发点，过分相信理性的推理，往往会忽视现实，形成“不要传统”和“一切从头开始”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有机体”中的“突变因素”，就象生物体的“突变基因”一样，虽然不一定能使生物体适应环境，但突变为生物体或社会有机体的变革提供了选择和可能性。

“自由主义”三公理

    在欧洲思想史上，仿照欧几里德那样从几条公理出发，用理性建立起思想体系的大厦的人，是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orinoza ，1632—1677年）。斯宾诺莎写了一部《伦理学》的著作，这本书是按照欧几里德几何学方式写的。书中包含一些定义和公理，以及按逻辑推理推导出来的一些定理。伯特兰•罗素說：“这使得他的书很难读懂。一个现代学者，不能相信他想要确立的这类空洞理论能够得到精确证明。”（注3）确实，斯宾诺莎把伦理学建筑在公理基础上的做法

   （图）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



   没有什么成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伦理学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各自“不证自明”的若干公理或原则，而且，每一个意识形态体系都力求做到具有“自恰性”。
    所谓“力求做到具有‘自恰性’”，就是“并没有做到都具有‘自恰性’”。象斯宾诺莎那样从“公理”出发建立伦理学体系不能达到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的逻辑严密性。所以，“意识形态公理体系”只是分析意识形态的一种方法，了解意识形态不同于科学、哲学、宗教神学的特点，说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能象斯宾诺莎那样凭借几条定义和公理來建造一座座意识形态大厦。
    近代以来，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为了说明意识形态的“公理体系”的性质，这里举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存在主义几个例子來加以分析。
    自由主义建筑在三条公理基础之上：
   第一，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唯有人有“权利意识”。每一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愿意行为或不行为的权利；
   第二，每一个人都有理性：
   第三，任何人的理性都有缺陷，不总是完善的，因而在行为时容易犯错误。
    上述第三條公理实际上与美国心理学家赫尓伯特 A• 西蒙（Herbert A•Simon，1916—2001年）提出的“有限理性說”互为“翻版”，也同基督教的“原罪”教义相去不远。
   当自由主义者在这三条公理上加上不同的第四、第五条公理，
   形成了自由主义的不同分支。政治自由主义在上述三条公理之上增加了第四条公理，即：
    第四，政治是人为了争取权力的斗争，只有用权力制衡权力，才能保障自由。
    帕累托的自由主义（注4）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在上述四条公理基础上，帕累托加上了“第五公理”，这就是：
   第五，政治是一种动物行为，人类政治思想本质上是非理性的。
   帕累托主义包含“第四公理”，他认为：
   所有崇高而伟大的理想在其背后都是自私自利的权力斗争，
   帕累托主张用权力來制衡权力，才能保障自由。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頓勋爵（Lord Acton）也可以归入“非理性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之列，他在1887年给蒙代尓•克里埃顿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中說：“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注5）

   （图）英国历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頓勋爵

共产主义三公理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公理系统有三条：
   第一，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财产公有制社会；
   第二，社会秩序需从上而下建立，用从上而下的计划管理社会；
   第三，新社会必须靠全面变革旧社会才能实现。
    当有人在这三条公理之上加上各不相同的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公理时，就形成了魏特林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共产主义的三条基本公理进行某些不同修正，形成了伯恩斯坦主义、考茨基主义、赫鲁晓夫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


   （图）共产主义思想家马克思（左）

   实证主义思想家、人道教创始人孔德（右）

孔德力图使“意识形态宗教化”

意识形态不能与哲学、宗教神学完全划分地盘。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的实证主义既是一种哲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孔德创造了一种新宗教——人道教。孔德自认为人道教是一种“科学的宗教”，孔德的做法就是“意识形态宗教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以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尼采蔑视民主制和社会主义，鼓吹人的不平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意识形态都喜欢在尼采哲学里寻找根据，但希特勒、墨索里尼实际上并没有弄懂尼采哲学。有的意识形态不仅诉诸人的理性，而且鼓励民众盲目信仰，把意识形态和某种崇拜仪式结合起来，使“意识形态宗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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