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圭武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
   在一些村庄调研时我们发现，在许多农民家里，既供奉着财神爷，也供奉着毛泽东像。同时，通过与农民交谈可知，大多数农民对毛泽东仍怀着深厚的感情。另外，有些农村年轻人虽然对毛泽东感情不是太深，对毛泽东了解也并不是太多，但在这些年轻人组成的家庭里，也有许多挂着毛泽东像进行供奉的。也就是说，虽然毛泽东已是故人远去，毛泽东时代也与我们的时代越来越远，但在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一种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现象。而且通过调研感觉是：越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对毛泽东的崇拜心态越严重。
   对这种农民崇拜毛泽东的现象，笔者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对权威的需求是人类的一种天然本性。一是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限性导致人类总是处于一种困惑和痛苦之中，为了减轻这种痛苦，人类需要权威。二是为了摆脱无限的世界与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的冲突所产生的痛苦，人类也天然需要权威。权威的本质是人类自身对自身的否定。
   其次，改革开放增大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自由，而自由本身也会衍生对权威的渴望。自由、平等、爱等都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价值。爱的价值最高，因为爱本质是一种奉献。而平等的价值要低于爱的社会价值，因为平等的价值要求对等和公平，要求等价交换，而不要求奉献。而自由相对于平等和爱而言，价值要低于爱和平等。因为自由是个人的，而平等是社会的。自由是个人追求的目标，而平等是社会追求的目标。个人可以追求自由，但社会必须要追求平等。因为若没有社会平等，自由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非自由，就有可能导致强者对弱者的一种自由剥夺。所以，自由对弱者而言，并非是好事。在老虎和羊共同组成的社会里，自由为老虎提供了发挥的天堂，而对羊而言，自由就是地狱和恐惧。所以，自由会增大弱者的恐惧感，而恐惧感的增大也就增强了对权威的需求意识。改革开放和家庭承包制的推行，中国农民的自由度确实提高了，但农民的弱势地位问题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渴望权威也就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再次，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也加剧了农民的无助心理和弱势情结，这也增强了农民对权威的需求心理。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小”是中国农民的一大特征，“小”就意味着弱势和不足，就意味着对“大”的渴求，就意味着对权威依赖心理的加剧。
   第四，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对农民权威意识的强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稳定性和波动性增加了农民的无助性和神秘性，而无助性和神秘性是产生权威心理的重要基础。
   第五，与意识形态的宣传有重要关系。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农民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农民的付出也是最多的。而改革开放后，农民应当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但农民对毛泽东的情感要比对邓小平的情感要深得多，这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意识形态的宣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农民不像知识分子或社会上层人士，他们平时忙于生计，缺乏独立思考的时间，所以受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最大。这种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在农民心中形成了一个毛泽东权威情结。而邓小平没有受到农民像毛泽东一样的崇拜，这里与意识形态宣传是密不可分的。在邓小平时代，一是继续延续着对毛泽东的神化，而邓小平只是扮演着毛泽东继承人的形象，对邓小平本人的神话宣传是不多的。二是承包制和市场化增加了农民的无助感，使农民有一种被国家抛弃的感觉，从而会对这种政策的制定者产生一种背叛心理。而对邓小平的情感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等一些精英社会群体身上。
   第六，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为农民提供了一种心理稳定感和归宿意识，这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怀念。公社制度虽然问题很多，但也有它的优点。一是生产有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二是虽然生活贫穷，但稳定性要高于市场经济；三是集体生活为农民提供了一种归宿意识和安全感，而承包制和市场经济在这方面就有些不足。
   对农民崇毛泽东现象，我们应正确看待。任何权威的产生，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同样，权威的消解也需要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努力。从长远看，解决农村权威问题重点应着眼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而非其它，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通讯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