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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年初，我的好朋友黎赫白已经离开国务院，回到哈佛任教。我们两人安排黄镇大使和联络处一些人员访问哈佛。黎赫白从哈佛所在的波士顿剑桥区飞来华盛顿陪我们到哈佛。我们在国家机场会合。在登机前接受行李检查的当儿，黄镇大使对黎赫白说：「我不要检查行李。」

   黎赫白向他解释：「大使先生，你是享有外交辖免权，但这只限於小袋子，至于带上飞机的手提行李，是要接受武器和爆炸品检查的，每人都要这样，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但黄镇大使，一个不习惯接受命令的将军，有点犹疑不决。他不满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没有武器，也没有炸弹。」

   「这个自然，」黎赫白说。「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要接受检查。没有人可以例外。」僵持了一会之后，黄镇大使最后交出他的行李，让X光机检查。检查员停了他的输送带，指着荧光幕。黎赫白探头一望：「这好像一把长刀。」黄镇大使交代说：「自从对日抗战开始，我便随身携带这刀。睡觉的时候，我把这刀放在我的枕头下面。这是我的习惯。」

   我吓了一跳，我曾经和他同一个房间睡觉! 我完全不知他枕头下面有一把刀。后来我发觉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这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只能猜测，这可能是迷信或作为一个吉祥物。

   黎赫白安慰黄镇大使说，他会把这刀交给机长保管，旅程完毕后再交回给他。大使没有办法，唯有接受。我有兴趣知道这把刀背后的故事，以及有多少日本人的血在这刀上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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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驻美联络处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不愉快和失落。因为虽然周总理已经发出指令，而毛主席也批准了有关名单，可是我的妻子向同仍然不能够来美。经过了两年，我的头发已白了很多，我的健康也因压力和心情郁闷而日走下坡。

   接着是更加令人不愉快的消息。韩叙探亲后自北京回来，他私下告诉我周总理患了癌病，而且正在尿血。我最担心的事情最后发生了。韩叙告诉我不必太担心，因为病情「不严重」。我不相信他，也不信任他。我非常疲倦、苦闷和寂寞。我告诉他我应该回国了。他大为惊奇，问：「你怎么知道？不久你便会收到回国的通知了。」黄镇大使反对我回国，但是没有办法。

   基辛格听到我快要回国的消息，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一叙。他说他听到周恩来总理患癌病的消息：「如果你们接受的话，我可以安排美国最好的癌病专家到中国给周总理治病。」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大帮忙，而且也可以回答总理这么多年对外的照顾。我把基辛格的好意电告北京，可是毫无回音。于是我只好怅然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听到总理病得很重，看来我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就像他两年前说过一样。而且，我也被委派负责其他工作，再不过问任何与中美关系有关的事情。在我离开中国的两年期间，外交部的两个女人盘踞了外交部。她们利用可以上通天庭(即毛泽东) 的关系，代毛起草外交指示，而这些指示必须照实执行。我已经47岁了，我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无论在外交部，或在其他地方。我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四 -- 完)